人類社會自有階級以來,宗教和政治就常常發生各種各樣的聯系。雖然宗教歸根結底是人的有限性和自然的無限性矛盾的一種意識反應，但正如階級社會的政治自產生以來就是特定集團現實利益的表現一樣，宗教在階級社會中長期就是和特定集團的現實利益聯系在一起的，并表現為統治階級不單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具體政治權力壓迫，而且這種壓迫還通過對精神層面的操縱將其赤裸的野蠻掩蓋起來。可以說，在階級社會中，任何借口宗教自由或宗教至上的實行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的政權都是這種虛偽的表現。宗教狂熱的根源，本質上不在于人對自然無能為力的虛無飄渺感，而在于剝削政權的利用和煽動。只有在政治環境中少數人不再剝削多數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得到真正的保障，宗教的信仰問題才真正是信仰的問題，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才真正是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

　　達賴分裂集團雖然一再宣稱其并不是要恢復“政教合一制”，而是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這不過是欺人之談。他們要原封不動地回到西藏昔日的“政教合一制”是永遠不可能的，而且根本上就是癡人做夢。但其所作所為真的是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嗎？他們真的徹底放棄了“政教合一制”的妄想嗎？事實決非如此。從其所有行動來看，從階級社會的政教關系來看，分裂分子耍弄的仍是以一小撮人利益為中心的“政教合一制”的把戲，達賴本人是一個徹底的政客。在其打著宗教幌子進行的一系列活動中，宗教已不成為宗教，而是和政治緊密相連的工具。歷史上，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已被人民所唾棄；在今天社會主義的中國，它更行不通。

　　從“政教合一制”的關聯對象來看，“政教合一制”是人類歷史中政教關系的一種表現，所謂的“政教合一”即政權與教權（神權）的合二為一。其極端的形態是政權與教權集于一人，比如教皇在梵蒂岡的統治；亞形態是政權與教權在相互聯合的基礎上相對分離在統治階級不同的利益集團內。這里既有政權與教權集中在某個教派（寺院）的表現形式，如舊時的藏傳佛教格魯派之于其他教派，拉卜楞寺之于甘南藏區的其他寺院即是如此；也有集中在某個家族內部的表現形式，如西藏歷史上的帕竹政權，其行政首腦為第悉，住乃東，宗教首腦為京俄，住丹薩替寺，二者既相對分離，又相互制約，彼此聯合，共同維護帕竹政權的統治，但無論是第悉，還是京俄，一般情況下都必須是朗氏家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