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論在中國哲學史和倫理學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各種各樣的主張，他們的共同點，是決不啟用上帝或其它神靈解釋和解決道德問題。

　　儒家的這類思想，是否屬于“經濟決定論”，這里不論。但它絕對不是“文化決定論”，也不把宗教視為治家理國的根本手段。《論語》中有段著名的對話：“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這大體表達了儒家在信仰鬼神還是解決人事問題上的基本態度：人事第一，鬼神次之；重要的是認識如何好好的“生”，而不是設計死后如何。為什么？《左傳》記一個叫史囂的話，可以作為回答：“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是聽人民的，還是聽神靈的，這是國家興亡的一大標識。所謂“不問蒼生問鬼神”，是詩人塑造的昏君形象。“事人”中既包括解決社會的物質文明問題，也包括解決人的精神文明問題，核心是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儒家傳統缺乏“終極關懷”，不是缺陷，而是優點，因為總體上，它反對用虛妄的莫須有愚弄活人。

　　相對西方某些國家宣稱自己以宗教建國，以宗教立憲，新中國則繼承和發展了人本主義的傳統，依人民的意志建國，依人民的意志立憲，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當前的改革開放，把“以人為本”作為立足點，“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執政黨把忠誠地依靠人民大眾，為人民謀福利，當作力量的唯一源泉。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統屬人民，享同樣權利，盡同樣義務，承擔同樣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信不信教，應該完全成為個人的私事，得到平等的保護和尊重；但在國家決策上，沒有上帝和神靈的位置。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民族的優秀文化及其偉大的力量，只有在近現代的革命和建設的艱難歷史中，才能被真正發現。（杜繼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原題：這樣看待道德建設問題，不妥）

責編：陳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