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行為的本質是侵權、假冒，是對知識產權的無視。警惕一個早已在國人意識存在的“山寨”式思維，不要真的發展成一種“文化”，這應該是內地文化界所有有識者刻不容緩的使命。

    “山寨”癥候群

    “山寨”是最近新造出來的詞。據說源出于廣東，也可寫作“山砦”。最初是被用來借指“由民間IT力量發起的產業現象”（說白了，就是對某些知名品牌所進行的低成本仿冒），后來又有熱心的知道分子，將該詞的輻射面無限擴大，用來泛指盜版、克隆、仿制等類似行為，進而造出“山寨文化”的說法，來對應和涵蓋社會上形形色色的模仿現象。凡此類推，現在大家談起“超女”、“快男”等模仿秀冠軍，可統稱“山寨明星”；談仿冒手機，可叫“山寨機”；而像“芙蓉姐姐”、郭敬明這類網站或出版商包裝出來的人士，也可稱“山寨名人”。

    在網上看到一個“山寨產品大全”，圖文并茂，應有盡有：方便面從“康師傅”發展出了“康帥博”；“雕”牌洗衣粉成了“周佳”牌；PUMA運動衣成了PAMA，連原品牌上的豹子標志都改燙了卷發；其它如“三糧液”、《哈里·波特與大漏斗》、“雪霸”（仿冒雪碧）、“啃他雞”快餐（還就開在“肯德基”邊上）、“粵利粵”餅干（顯然是沖著近年猛打廣告的“奧利奧”來的）……“大全”下留有網友感言——“哎，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啊！人們的腦子太牛了！”

    留言網友感慨的對象還是“小器”了些，更“牛”的事，其實還多得是——比如最近媒體披露的某網民已成功融資近百萬、據說已經進入到實質操作階段的“山寨春晚”；比如那位幾個月前就已憑玉照走俏博客、搞怪直追“芙蓉姐姐”（憂郁的表情，魅惑的姿態，夸張的打扮，照片上的臉大多都從45度角擺姿）的“山寨圣女”……在娛樂、媒體與市場已日漸難分彼此的年代，是很難給人們的想象與行動能力，框定一個鮮明的界限的。不過，有一個問題可能比簡單地框定界限更值得大家深究——在我們的身邊，到底有沒有一個以“盜版、克隆、仿制”為主要“技術特征”的“山寨文化”？如果有，它的內涵和本質是什么？它又對業已成為“傳統”的那些流行文化（甚至精英文化）做出了怎樣的豐富與消解？

    “山寨思維”源遠流長

    僅僅依據一兩份能引發讀者黑色幽默的“山寨產品大全”，就判定“山寨”行為已經催生和構成了一種“文化”，當然是一個草率舉動。“山寨”行為的本質是侵權、假冒，是對知識產權的無視。模仿、拷貝、復制、盜版、克隆、仿冒、山寨……這些在過往幾十年間“遞進”的稱謂背后，包藏的本是同一種行為，但細察它們在人們嘴里的變遷：前三個里有落伍者的追趕心情，中間三個則多了牟利的急切，后一個則分明有了某種程度的“處之泰然”和“理直氣壯”。當這種“處之泰然”和“理直氣壯”一經媒體和娛樂項目放大，成為人們思維中見怪不怪的一環時，它對文化和原創精神的威脅才剛剛開始。

    “山寨思維”在人們大腦中的滋生，遠要比“山寨”這個詞的出現早得多。早在被今天一些文化人們竭力神化的“1980年代”，我們今天的許多流行歌巨星，在他（她）們青澀期的錄音棚里都干過同一件事——“扒帶子”（把歐美原創歌曲的旋律配上本土詞作，進行翻唱）；到1990年代，“四大天王”里的張學友以及與他同時期的許多歌手，諸多名歌里有太多是取自日韓；到2001年，因相對持久而有效的堅持，已成為內地搖滾最重要唱作人的鄭鈞，在其原創專輯《鄭鈞=zj》中，赫然收錄了“扒”自英倫搖滾樂隊Coldplay（酷玩樂隊，1998年出道，比鄭鈞出道要晚得多）的《流星》（原歌名《YELLOW》）……這里列舉的還是大家日常記憶中最易做出反應的流行歌領域，至于一貫愛進行創意移植、共享，甚至不斷因此引發官司的影視界，類似的例子更是舉不勝舉。

    如果說流行歌和影視界的“拿來”或“山寨”做法，很大程度上有其行業特有的游戲規則可用作分辯的依據，那么從出版業1980年代大量出現的“全庸著”、“古尤著”武俠小說，到后來的女“王朔”，再到“80后”商業寫手不斷通過媒體曝出剽竊事件，則實在找不出什么“業內”的規則和理由。有趣的是，今天“見多識廣”的人們提及這些，已很少有氣力去聲討它們了，不少人更愿意把自己放低到周星馳電影觀眾的位置，去欣賞這些現實的荒誕。而更早的時候，他們并不敢這樣的。倒退回遙遠的1950年代，前程遠大的青年作家王蒙會拍著胸脯力挺干過剽竊的商業寫手進“組織”么？那么，這些年、現在，在國民的精神世界，在人們對創造力價值的理解上，究竟出現了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