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偉的布達拉宮。俄國慶攝

　　1959年3月28日，對歷史來說，不過是短暫的一天；對西藏而言，卻是一個新舊社會的分水嶺。從這一天開始，雪域高原上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改革，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從此土崩瓦解，百萬農奴和奴隸翻身解放，挺直腰桿成為自己和國家的主人。

　　雅魯藏布江歡騰，唐古拉山作證，古老的西藏新生了！

　　西藏民主改革把世界最后一塊主要的農奴制堡壘掃進歷史垃圾堆，百萬農奴翻身解放，西藏步入現代社會發展進程，書寫了人類文明史的光輝篇章

　　封建農奴制是一種超經濟的強制剝削制度，在這種黑暗的制度下，非人的壓榨和剝削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桎梏，從而引發了近300年來世界范圍內波濤洶涌的“廢奴”運動。到20世紀中葉，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農奴制早已成為歷史，但人類最后一塊主要的農奴制堡壘還在世界屋脊上盤踞著，做著“長期不改，永遠不改”的美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周源研究員說，中外歷史比較研究表明，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的反動性、殘酷性較歐洲中世紀曾經存在過的封建農奴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舊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等農奴主，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耕地、牧場和絕大部分牲畜。農奴超過舊西藏人口的90％。農奴主占有農奴的人身，把農奴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隨意支配。

　　農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貸對農奴進行殘酷的剝削，僅當時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稅種類就達200多種。農奴為農奴主支的差，占農奴戶勞動量50％以上，高者可達70％到80％。藏族民諺中描寫道：“農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錢高；農奴面前三條路，逃荒、為奴和乞討。”

　　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將人分成三等九級，明確規定人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農奴主運用成文法或習慣法，設立監獄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監獄，大寺廟也設法庭、監獄。刑罰極為野蠻殘酷，如剜目、割耳、斷手、剁腳、抽筋、投水等。

　　極端反動、腐朽的封建農奴制把西藏經濟和西藏人民生活逼到了幾近崩潰的邊緣。據史料記載，在元代，西藏人口尚有100萬左右，而到民主改革前的西藏人口僅有115萬，在近700年的時間里，西藏地區人口僅增加10多萬。曾經擔任噶廈噶倫的阿沛·阿旺晉美曾哀嘆，再這樣下去，貴族們恐怕連生存也難以維持了。平叛后踏訪西藏的著名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激憤地評論說，“西方的流言蜚語說中國‘鎮壓藏族’，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實際上，正是這些農奴主對自己的人民進行了種族滅絕。”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后，中央從西藏當時實際情況出發，確立了“慎重穩進”的方針，沒有立即在西藏實行社會政治制度改革。1955年，國務院根據《十七條協議》的規定，決定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開始為成立西藏自治區進行籌備工作。

　　為保住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永不改變，1959年3月10日，以達賴為首的西藏反動上層集團不惜賣身投靠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旨在分裂祖國的全面武裝叛亂。1959年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領導西藏各族人民一邊平叛一邊進行民主改革，使百萬農奴翻身獲得了解放，西藏的歷史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西藏自治區社科院副研究員孫勇說，民主改革一舉結束了當時世界上被奴役人數最多、也是最黑暗的奴隸制，這不僅是西藏現代史上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偉大轉折，同時有力地促進了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這無疑是中國對人類文明進步事業的偉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