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有關道德行為的案件上升為公共事件時，作為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法律的評判直接關系到社會公德的導向

江蘇淮安賣豆餅的老太太周翠蘭大概不會想到，自己幾經周折將撿到的1700元現金交還失主，竟會被失主告上法庭。更讓她想不到的是，這樁涉及金額6500元的“小官司”，居然引來如此強烈的輿論風暴。

許多人指責失主，人家撿到了錢，拾金不昧，主動交還，你不僅不感激，還反咬一口，這豈不是太不講良心？而失主周繼偉卻表示，“現在周圍人都知道此事，也有人說我在訛她錢，為了還我自己一個清白，所以我一定要將她告上法庭。”

當各執一端的道德爭論已經無法為清白正名，重要的是抵達事實真相。正如著名法學家波斯納所言：“在不了解事實的情況下，道德爭論會進行得最為激烈；當人們缺乏可以客觀重復的知識時，他們就會退守，依賴根植于個人心理和教養的直覺和個人經驗。”

而人們對周翠蘭的普遍同情，就是源于這種“普遍經驗”：南京彭宇公交站臺幫扶老人，卻被告上法庭；廣州李女士撿錢交還失主，卻被失主指錢數不夠大罵；重慶陳光德撿到一萬元后歸還失主，反被失主追要另外一萬塊錢——直到失主從自己衣兜找到另外那一萬元現金……

在法律尚未給出裁決前，社會對撿錢者的同情支持，從一個側面揭示人們對良善品德的美好期待，對“好人無好報”現象的本能道德反抗。這表明，我們社會依然有維護高尚道德的激情，依然呼喚見義勇為、助人為樂、拾金不昧的主流價值觀。

只是，從南京的彭宇案，到上海“釣魚執法”事件，再到周翠蘭“拾金不昧”案，當一個個道德義舉要通過法律來最終評判時，卻顯示出某種危機。

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法律的功能毋庸置疑。即便如此，我們依然無法想象，當越來越多的道德義舉要通過法律來“認定”時，法律將何堪重負！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而社會公共生活應該是一種積極向上的生活。當我們一次次被迫用法律來評定道德行為時，已經是不自覺地在放低社會道德水準的底線。

但更應看到，當一個有關道德行為的案件上升為公共事件時，作為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法律的評判直接關系到社會公德的導向。我們沒有理由因為它無關殺人放火、無涉巨額財產而輕視馬虎。

兩年前，輿論普遍關注的南京彭宇案，真相的撲朔迷離、法律評判的缺席，已經讓人們對踐行道德的勇氣大打折扣，有律師就給出了“做了好事，請先保留證據”的建議——可是，當人們攙扶老人、拾金不昧時，都要想著保留證據、以備打官司時，“好人好事”會不會從此成為一個傳說？

從這種意義上講，失主是否涉嫌欺詐，拾主或旁觀者是否侵占了6500元，周繼偉丟失的錢是否只掉在一處、被周翠蘭一人撿到？對它的認定的意義，已經無法用金錢的數額來衡量。當道德義舉再次無奈地需要法律來評判時，我們只有衷心希望，法律能挺身而出，還原事情真相，解答公眾疑慮，捍衛道德底線，匡扶社會正義。只有如此，這一影響公眾道德價值判斷案件的判決，才能實現法律與道德的良性互動，給社會正確明確的道德導向。（范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