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道德教育的成效，需要處理好道德的說理教育與示范教育的關系，解決好社會成員的道德誠服問題。無論是道德理論還是道德認知，最終都要轉化為社會成員的道德品行，實現知行合一。因之，衡量道德教育的成效以及社會道德水平的高低，不光是看道德理論、原則等知識性的價值信息是否輸送給教育對象，更為重要的是要看教育對象是否發生了“外化”的實際道德行動。進而言之，與道德的理論性、價值性相比，道德的實踐性更為重要，甚或說，道德不顯見于社會成員的行動之中，它也就不復存在。由于道德教育具有價值認同性，因而，對教育對象的道德接受和內化發生作用的，絕不只是寫進文件中的道德條例、寫進教科書中的道德規約、人們嘴上說的道德口號、墻上掛的道德訓示，更為主要的是教育者、周圍人群對道德的實際踐行所產生的示范作用，即是說，受教育者對社會倡導的道德價值思想、原則的認同，不僅取決于道德理論的科學性、合理性，更取決于社會成員對道德的態度和踐行狀況，因為社會成員都具有社會學習的能力，他人良好的道德行動，會熏染受教育者。無須贅言，最能打動教育對象的道德教育方式，不是道德理論，而是道德行動的示范性教育。質言之，以行動注解的道德，更具感召力。為此，我們在注重道德理論教育的同時，更要注重為社會成員樹立“零距離”的道德典范的標桿。樹立道德典范，要避免道德完美主義，切忌使道德典范成為人們可敬而不能學的擺設。今年我國開展的第二屆由網民投票的道德模范評選活動，不僅體現了公民共識，尊重了社會成員的道德主體性，而且也是對道德教育方式的一種變革，因為社會成員對道德模范的商討、評論本身就是一種最好的自我道德教育，因而它有利于發揮道德模范的引領、激勵和感化作用。（王淑芹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