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寫實模樣的作品鋪天蓋地，剛剛獲得的藝術方法被迅速遺產化，連思想的散沙都被“日常生活” 的瑣屑所掩埋，似乎只顧呈現便可萬事大吉。近些年來，善于急速拋舍、樂于翻盤的文壇，借助“底層文學”的勃興又走向了另一極端，仿佛都在寫思想、找思想，甚至以脫離世情的真切性的假想故意做作，滿紙思想簡單化、孤立化、醒目化的迎合文字令人厭倦，暗、惡、丑、怪、泄憤斗狠成了“思想”和“深度”的標識，這一類“思想者”形象瘦骨嶙峋、面孔扭曲地招搖過市；我們很難領略到能夠豐富我們對人和世界的多重感應的思想，出現了普遍的思想焦渴。這個尖銳矛盾折磨著我們，是因為我們的創作普遍缺乏能夠有機地寓于文學的思想。

對重大、沉渾、震撼以及性別奇觀的追求和倡導，導致一種偏執的寫作觀念，即要成為大作品必須要有巨型的惡，它生長驚心動魄的恨與仇，仿佛那才是重大的、深邃的、有分量的。這種觀念（而不是思想）讓我們見識了無數實際上是腫大、渾濁、空喊、怪異的廢品像泥石流一樣傾瀉到我們的文學場。訴諸健全人性的藝術理想似乎被攀高求大的氣勢洶洶的瘋狂勁給撕扯得面目全非。于是因為流行不愛，“愛”就被指為“矯情”、“虛假”；因為流行殘酷，“溫情”就被指為“淺薄”、“造作”。愛感的匱乏和不知道如何表述正當的愛，更是創作能力與文學思想虛弱的表征。正常的善意，情感上的愛與痛惜，人們以及人與其他生靈之間暖老溫貧，相憐相攜，互通音訊，彼此體恤，好像這就一定是格局小的、思力淺的、分量輕的。它不是“批判”，因而也沒有夸張的動作于是難以醒目，沒有放大音量的“罪與罰”于是響聲相對微弱，對熱潮中的日常人生并不構成鮮明的針對性，因而似乎就是沒有多少“思想分量”的——這一認識誤區，使得似是而非的“思想性”成為唯上之維、獨尊之維，嚴重遮蔽了當代文學思想的綜合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