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律越來越健全而道德水準出現下滑時，其實道德問題也可能轉化為法律問題，增加法治的成本——

南京市民劉先生在新街口地鐵站撿到一只錢包。打開一看，里面一分錢也沒有，不過有失主的身份證和銀行卡。為表清白，劉先生請來4位市民作證，證明他撿到錢包時，里面就沒有錢，然后打了110報警。（1月4日《揚子晚報》）

從“彭宇案”之后摔倒的老人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與你們無關”，到“賣豆餅老太撿錢成被告”，兩小伙路見鈔票不敢撿而冒雨等候警察，再到現在的找人證明錢包沒錢才敢報警，人們在助人為樂時越來越多地呈現出了理性的一面，盡管，其中不乏讓人哭笑不得的成份。在網絡上，許多人也很推崇這種理性，認為這是善于保護自己的成熟表現。大約，這也算是“彭宇案”之類事件的所謂積極意義吧。

“理性”究竟是利還是弊，不在此討論。不過，我們固然可以為“理性”叫好，但不應該忽視這種“理性”帶來的社會成本的增加。仍以原新聞為例，本來，劉先生撿到了錢包，最簡單最便捷的處理方式就是盡快報警，可因為擔心遭人訛詐，他先后找來4位證人，然后才敢報警。顯然，耽誤了自己的時間，也占用了大家的時間，而在這個找人作證的過程中，還需要多少勸說工作，我們不得而知。所有這些時間和精力的付出，正是這起事件也許本可以免去的成本投入。

時間和精力的投入還只是表面成本，“理性助人”事件的不斷出現，事實上和導致“理性”出現的“彭宇案們”一道，不斷刺激和鞏固著人們的思維意識，那就是不能輕易地助人為樂，而需要更多理性。然而，理性向前多走一步，往往就變成了冷漠，最后的結果，就是社會風氣趨于冷漠，見義不為、見死不救等現象自然出現，讓社會的良性運行增添了更多更厚重的成本。每當有見死不救出現，每到有生命的代價付出時，我們總會憤怒于社會的冷漠，可是形成冷漠是一日之功嗎？造成巨大冷漠的難道沒有平時專家們常常呼吁理性的一份“功勞”嗎？

在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不可否認，更強調規則于社會的根本作用力。可是規則并不只限于法律法規、制度條例，盡管其可能是規則的主體，陌生人社會并非完全拒絕道德約束。當法律越來越健全而道德水準出現下滑時，其實道德問題也可能轉化為法律問題，增加法治的成本。“彭宇案”、“豆餅老太”最終都上升為法律事件，就是一個例證。而這，其實也是變相增加社會的運行成本。

“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邊……”這是我們兒時曾唱過的歌。而今，在“理性助人”的思路下，是否它也要變更為“常回家看看”版本呢？——找好證人，寫好證詞，拿著硬幣，再交給警察——這究竟是社會之幸，還是社會之恥？（劉楚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