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創造一種能為民族崛起提供精神支撐作用的新文化，是一個目前還模糊不清的問題。我們還沒有一個明晰的文化戰略，許多行為都是盲目的。這么多人在弘揚國學，卻少有人指出如何對待其中的糟粕。從國家的總體戰略目標出發，應該是弘揚一切有利于現代化建設的優秀古代文化，不管它屬于哪門哪派。季羨林先生晚年提出大國學的概念是一個好主意。但是，劉夢溪先生對此不屑一顧。他連“中國學”都反對，只偏愛“小國學”。他十分贊賞馬一浮的主張，認為國學應該指“六藝之學”，就是《詩》、《書》、《禮》、《易》、《樂》、《春秋》。據他說六藝是“中華文化的最高典范”。劉先生看來是現代的董仲舒，在那里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退休以后，我讀了一些我國傳統文化方面的書籍，只是一個門外漢透過窗戶往里窺視，多少彌補一點自己知識的不足部分罷了。但外行有時候可能有外行的優勢，就是“旁觀者清”。

我總的印象，儒學是強調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說“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為本”，主張修身，誰要想服務于社會就必須首先修身，所謂“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學的很多理論和論說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的，一直到后來與禪宗合流，專門在“心”上下功夫。這對于提高人的道德素養有一定好處，但不能單槍匹馬地解決當今社會的問題。現代人類學確信，人人腦子里都有一個天使一個魔鬼，一個人性一個動物性，而不是如孟子所說只有一個良知。光靠發掘“良知良能”和“明心見性”一類“狠斗私字一閃念”式的心理調節不可能除掉人的，特別是當權者頭腦里的魔鬼或動物性，必須有一系列制度和法律作保障。沒有制度和法律作保障，是歷朝歷代官員腐敗的根源，許多貪官是偽道學，說一套，做一套，居然如魚得水。不以“修身為本”的帝王比比皆是，百姓奈何不了他們。西方人比較早地認識到了教育不是萬能的，所以他們提出了契約論。他們認為，國家是全體公民的，不是一家的私產，人民讓渡一部分權力給國家的當政者，好比董事們將管理權交給總經理。但當政者不能為所欲為，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你損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可以罷免你，另找別人，就好比董事會決定另找總經理一樣。同時，他們也沒有放棄思想教育和道德熏陶，基督教仍然受到尊重，提倡“愛人如己”之類，所以他們比較注意尊重他人的利益和尊嚴，慈善事業也比較發達。教育和制度兩相配合，他們的社會就比較有秩序，人也比較守規矩，作奸犯科的事情也常有，但不那么普遍，出現了也能比較快地發現和處理，沒有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在這一點上，西方比儒家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