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義勇為如何“規避風險”？

“如何證明自己是救人、不是傷人”這一命題，近年來多次引發輿論熱議。

２００６年發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中，自稱“好心扶起老人反被誣”的被告彭宇，在一審中被法院裁定承擔４０％的損失，補償原告４萬多元。此事經報道后，全國陸續發生多起老人倒地無人敢扶的情況，甚至出現了摔倒的老人面對遲疑的乘客喊“是我自己跌的，你們不用擔心，跟你們沒有關系”央求大家幫一把的事件。

在杭州參與救助老人的“蟋蟀”坦言，如果周圍沒有其他目擊者，自己在救與不救的問題上肯定會猶豫，畢竟這類事情已經接連發生了好幾起，“但我還是想去救人，一些個案不能讓我們丟掉助人的傳統。”

不少人士認為，沒有法律作保障，提高社會道德感都是空談。保護見義勇為者的根本辦法，是為施救之行夯實法律基礎，以健全的法律法規保護行善者的基本權益。

杭州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傅立群表示，施救者應當在救人時提高自我保護意識。而最好的自我保護，是找來路人作證或者自行取證。“如果沒有證據可對照，即使有法可依，同樣難辨是非。”傅立群說。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楊建華認為，之前幾起“懲罰式判例”，是對人本身存在的見義勇為、助人為樂優秀傳統的否定。“在救與不救之間的徘徊，實際上是人們在人心向善和道德風險中陷入了迷惘。”楊建華說。

楊建華表示，有人摔倒了扶一把，這原本應是十分自然的反應，現在卻要先找好人證、物證才敢做，這是社會道德底線降低所造成的。“從根源上看，見義勇為的社會風險體現的仍然是社會問題而非法律問題，需要整個社會向原本的道德體系回歸。”楊建華建議，政府部門和民間機構可以從軟性制度上來糾正社會道德評價，通過嚴懲訛詐、褒獎行善來倡導新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