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我母親這樣的鐵桿粉絲都大感失望，足見春晚越來越成為演職人員的嘉年華而非普通百姓的視覺宴。但作為被動的接受者，它卻不能不是大眾除夕夜必須消受的一道底菜，盡管這道菜更多體現的是導演自己的喜好，受眾的口味也更多的是被體現。

不夠厚道地發現，春晚語言類節目中但凡出現男女兩造的，幾乎都有一個相似的傾向，就是女性的角色，大多處于強勢，而作為對應的男性角色，則往往擔任被主導、收拾乃至欺負的對象。甚至由男性反串的女角，也借助這一慣性，偏好潑辣乃至潑婦一路。

仔細回想，這竟然并非偶然。作為一個不成文的慣例，地方頻道在除夕之前，大多不安排什么像樣的節目。據說是囤積節目，以為春晚之后長假的收視率保障。但年味兒也不由得不去烘托，于是歷年春晚的老節目，紛紛成為炒冷飯的材料，甚至比之除夕的春晚，更富有持續性和強迫性。

持續的強迫過程，也為上述發現提供了足夠多的例證，可以說，這種以野蠻女性為標志的姑且可以稱之為女權張揚的傾向，似乎是一以貫之的，差異只在表現的直接還是更直接，力度的放縱還是相當放縱。

毋庸置疑，女性的解放，尤其是從被壓迫的最底層獲得解放，是搗毀封建制度的重要標志之一，夫權的打翻在地，對于婦女尤其是勞動婦女，具有怎么估計也不為過的歷史意義。所以，五四時期新女性對女權的張揚，甚至以矯枉過正的形式為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