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閾：在“世界”背景下觀照中國固有學問及國學學科

【校長論點回顧】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之根。……在文明多樣化的世界格局中，我們的文化可以和西方的文化相得益彰，取長補短，共榮共存。我們從來沒有說西方的東西不需要學習。西方的東西不但要學，還要好好地學，認真地學。只有在學習與比較當中，我們才能更好地前進。——紀寶成

當歷史成為世界史，且在全球化趨勢日漸加深的時代背景下肇建國學學科，是該固守本土學術立場，還是該在“世界”背景下拓新學科視角和研究范式？文化的保守與激進這兩種價值取向，如何在國學學科的動態發展中達到平衡？我們又能從前人的國學實踐中繼承些什么？

在楊國榮看來，對于國學學科，除了從中國文化的維度進行觀察和定位外，還可以有更廣的視域。他說，我們應超越地域性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傳統，從“世界”的角度來理解、看待這個世界本身。從以往的歷史衍化來看，中、西文化在存在境域以及文化傳統上都有自身的限定，這種不同的文化空間、歷史背景往往在相關的思想和觀念中留下自身的特定印記。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歷史成為世界歷史之前，人們擁有不同的世界，在歷史成為世界歷史之后，人們則開始走向同一個世界，后者也要求我們在世界的視域之下，展開對世界的思考和理解。與此同時，對不同文化傳統的內在價值及其自我更新發展的權利，同樣應當予以承認。未來文化、學術的發展，應當在以上二個方面的互動中展開。

討論國學總無法繞開近現代的國學實踐和那些國學大師，于今的國學發展和國學學科建設也能從中獲得諸多啟示。晁福林說，從王國維到郭沫若，他們對古典文化非常熟悉，但僅憑于此并不能成為國學大師。他們所處的時代由于清代乾嘉之學的影響一直存在，所以國學底子深厚的還大有人在，但他們為何沒有超越王國維等人？這是因為王國維等人吸取了西學的許多精華，從新的視角、新的觀念來分析中國固有的材料，比如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郭沫若在分析中國古代社會中采取新的觀念，這是他們那個時代及其以前很多國學底蘊深厚的學問家所沒有做到的。簡而言之，這些國學大師的出現是國學和西學相結合的結果。同樣，現在的國學發展和國學學科建設仍然需要國學和西學的結合。

邊界：國學學科對學術發展意義重要，但文史哲依然有存在必要

【校長論點回顧】文史哲是西方的學科框架，是他們的思維方式。完全搬到中國來并不完全合適，中國的傳統學術不能完全裝進去，削足適履之弊早已屢見不鮮。……比如說《史記》，說它是史學著作，當然是可以的，說它是經濟學著作、政治學著作、社會學著作也是可以的。只靠文史哲的專家學者分科研究《史記》的話，寶貴的資源會被浪費掉許多。——紀寶成

國學學科的進入，將為目前“分疆而治”的人文學科提供一個學術交流和融匯的契機。但是也會碰到另一面的問題：國學學科建立后與血緣相親的文史哲學科各自的邊界該如何厘定？如何辯證看待國學學科的“博通”和文史哲學科的“專深”，進而使它們各歸其位、各展所長？

楊國榮認為，國學與近代以后形成的學科之間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樣涇渭分明，其實，中國古代學術思想中早已蘊含文史哲等現代學科的基因。楊國榮舉例說，以文獻而言——早期的《詩經》中有涉及不同學科的具體內容，然而，從它的主要的歸屬來看，我們還是可以更多地將其理解為文學作品；至于《莊子》，它具有詩化的特點，并相應地包含文學的內容，但在思想史中，我們一般仍首先將其視為道家一系的哲學文獻。以歷史人物而言——屈原有深刻的哲學意識，但從文化史上看，他更多地被看作是文學家；其他人物如司馬遷、司馬光等，他們都各有自己的一套哲學觀念，但又有歷史學方面的成就，不過，從總的方面來看，我們仍將其視為歷史學家。“這里，似乎可以對形式意義上的學科與實質意義上的學科作一區分：在形式的層面，中國古代固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現代學科分類，但在實質的層面，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不同的學科區分。”

楊國榮表示，從對世界的把握和理解來看，每一學科都是具體的知識領域。知識以經驗世界的某一方面或層面為對象，從存在形態說，世界本身分化為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對象、不同的過程，要對這些不同方面、過程、對象進行理解和把握，就要求不同學科分別地具有各自的對象和領域，這種具有特定指向的學科之形成，顯然有助于深化對世界的理解。在此意義上，學科的分化無疑有其歷史性的理由，不能因為學科的過于分化所導致的一些問題，便簡單、籠統地否定學科分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當然，僅僅停留于或囿于某一學科之內也有其局限，正如前面所談到的，國學具有學科性與跨越學科的雙重品格，與之相應，從事國學的研究，無疑也有助于克服僅僅囿于某一學科的研究趨向。

接受采訪的專家們普遍認為，既要承認國學學科對于學術思想發展的意義，同時也要注意，國學學科并無法完全替代文史哲等現有學科，現代學科以其成形的考察范圍、研究進路和學術理念，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晁福林說，以歷史學科為例，僅其中的世界史方向就是國學學科力不能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