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后門”是“另起爐灶”。在一些地方，為推動某項工作的完成，地方政府常常以“指揮部”、“辦公室”、“領導小組”等名義，在編制之外設立一些臨時性機構。這些機構雖然是臨時性的，但因為其往往歸地方黨政一把手直接領導，所以級別并不低、權力也不小。同時，這樣的機構因為在編制之外，設立的隨意性較大，因而往往成為一些地方安排“問題官員”的“避風港”。據報道，因在西豐警察進京拘傳記者事件中負直接領導責任，2008年2月，遼寧省鐵嶺市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被責令引咎辭職，但不到九個月就“東山再起”，出任沈鐵城際軌道交通工程辦公室副總指揮，后來因為網友激烈反對才又“匆忙卸任”。

第三個“后門”是“金蟬脫殼”。引咎辭職等問責機制，體現了領導干部加強自我約束、勇于承擔責任的勇氣，但同時，在一些地方引咎辭職有淪為“問題官員”逃避責任的“捷徑”的危險。一些地方為了敷衍輿論、平息民憤，往往只滿足于“問題官員”辭職或免職，而對其應承擔的行政責任、甚至法律責任卻輕易放過，從而導致一些地方官員只要發現“大事不妙”就趕緊引咎辭職，從而使自己免于被繼續追責。

對以上三個“后門”，地方政府在貫徹落實《責任追究辦法》時要堅決堵住。同時，地方紀檢監察部門也應發揮主動性，對違反規定復出的“問題官員”及時查處，不留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