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發表文章說，貪官博物館建成后，肯定會出名，因為“物以稀為貴”。但是，貪官，傻官們不可能去湊熱鬧吧？假若一個官員，作奸犯科，是潛伏中的貪官，那么，他會自己主動去“貪官博物館”驚醒自己嗎？因為參觀了一個博物館，而改變自己的所作所為，這種概率恐怕比中五百萬還低。退一步講，參觀博物館，還不如組織官員們參觀班房，看看貪官懺悔錄像。貪官不會來參觀博物館，凡是來的基本是清一色的普通群眾。他們無權無勢，來了也僅是讓他們開開眼界，加深對貪官的痛恨，然后，罵兩句“活該”“罪有應得”之類的毫無作用的氣話。博物館的貪官再多，贓物再齊全，所謂的警示意義也不過如此。說到底，這只是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官員始終是少數，博物館的“財神爺”是廣大的群眾。顯然，這是利用群眾對貪官的義憤賺錢。

《西安晚報》載文認為，建“貪官博物館”不如建“廉官博物館”。乍一聽，建“貪官博物館”是個不錯的主意。一方面意味著把貪官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讓他們遺臭萬年；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直觀的現場教育，警示為官者廉潔從政。然而，道理未必像樊建川想象得那么天真。與其建“貪官博物館”倒不如建個“廉官博物館”。近年來，各級紀委舉辦的貪官展覽并不少，為何貪官們還依然前赴后繼？實事求是地說，根子就在于對權力運行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社會廉潔的文化土壤十分貧瘠。

《揚子晚報》刊文表示，客觀地說，想靠一個“貪官博物館”來反腐敗，確實只是一廂情愿。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我們不需要一個“貪官博物館”，是否就意味著建設“貪官博物館”是多余的呢？其實，反腐敗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從根本上說需要法律的完善、制度的建設以及法律制度的堅定落實。但是同時，它也需要一種社會風氣的形成，需要一個反腐倡廉的社會大環境。就像我們總在提倡的群眾監督一樣，不就是在營造一種反腐倡廉的社會大環境嗎？那么，有人要建設一座同樣旨在展示腐敗之丑、弘揚正氣之風的“貪官博物館”，又有何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