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得分情況看,所謂應對能力,評價標準不是事件本身的“大小”,而是地方政府能否坦誠應對、及時反應,是否有公開透明、依法處理的誠意。得分墊底的安順槍擊事件、山西疫苗事件,雖然也都召開了新聞發布會,有所謂“信息公開”的形式。但發布內容閃爍其詞,甚至前后矛盾,令事件發展一波三折,引起更大的混亂,因此被判定為嚴重失當。相反,這次新加入的“網絡問政實踐”的典型,是常州市環保局,針對網友指名道姓的批評,不是勃然大怒,甚至“跨省追捕”,而是給發帖者頒發“網絡監督獎”,鮮明的對比,反應的是對待批評截然不同的姿態和應對方式。

因此,這樣的榜單,最應該“發送”的對象,不是網民,也不是媒體,而應該是作為“考評”對象的地方政府。不管是否“上榜”,這都是地方應對網絡輿情的一面鏡子。當然,地方政府需要從中學習的,不僅是一些網絡應對技巧,更應充分認識到依法行政、公開透明對于維護政府公信力、提升政府形象的重要性。在網絡問政漸成趨勢的形勢下,這已經成為地方政府施政的必然要求,目前,已有地方將及時應對網絡監督納入了官員考核和問責范圍。

此外,輿情監測室一位分析師說得好,“事后應對永遠是第二位的,事件的發生才是第一位的”。只有依法行政、信息透明成為一種自覺,尊重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和表達權,才是從根本上提高“應對能力”。 丁永勛(新華每日電訊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