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如此的喧囂我們看到了什么？在筆者看來，歷史在我們的眼中已經不是歷史，文化傳承已經不是“發揚光大”，因為在一些人眼中，任何有噱頭和炒作價值的古人，都成了一門“利益學”和“算計課”：歷史早已成了一種可以被用來獲利的行業，如果歷史不能與利益結盟，乃至不能帶來更多的金錢，那么，所謂的歷史就不能進入當下，而進入當下的唯一“通行證”就是經過仔細考量后的“利益轉化公式”——古人能否成為攫取金錢的籌碼以及能不能取得更大的經濟效益。 西門慶和潘金蓮的幽會地點進入開發范圍，難道不是最好的說明嗎？

作家阿來擔憂說，文化產業發展也會重蹈“GDP崇拜”的覆轍，使文化成為金錢的附庸，成為庸俗的叫賣品。西門慶故里難道不是作為“叫賣品”的身份而出現的嗎？種種怪象之下，我們看到了什么？除了利益，除了投機之外，在筆者看來，恐怕沒有人會把真正的文化放在心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是時代的病癥。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一方面沒有真正有深度、有影響力的文化產品，另一方面，卻是大量粗制濫造、投機取巧的偽“文化產品”。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尷尬和難看。在投機心態和利益欲望之下，我們只可能離文化產業越來越遠。

當下，我們很多人甚至整個社會陷入了利益思維主導文化的泥淖之中——把文化當成了賺錢機器。山東安徽兩省三地爭奪西門慶故里固然令人心憂，而更令人心憂的是彌漫于整個社會的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日益侵蝕，某種程度上會讓我們丟棄一種理性的思考和糾偏的勇氣，最終在利益驅動下“消費和綁架”文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