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富士康員工“九連跳”系列自殺事件，這些當事人多出生在1986年-1992年間，也即現在的年齡在18歲-24歲之間。不得不說的是，物質的實在已經不能滿足這些新生代工人的需求，他們之所以絕望，那是因為他們頭上罩著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他們心中隱忍的理想就在玻璃天花板之上，看得見，摸不著。這個玻璃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沒人能說得清。

富士康新聞發言人劉坤在回應“九連跳”事件時稱，“企業只是一個社會生態鏈條當中的一環，尤其像富士康在深圳有40多萬員工，這九名員工的墜樓事件僅屬個案，包括婚戀、疾病、家庭背景諸多綜合因素，同樣也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問題?！?/p>

當然，我們不應該把“九連跳”的罪過統統歸咎于富士康，但值得警惕的是，當我們把所有問題都“社會化”之后，有沒有意識到，“問題的泛社會化”也是一種病呢？如果問題都是“社會”的，那么單位和個體是否就無需擔當責任？這個“社會”的“惡”其實每個人都有責任，只不過對這個“社會”影響更大的單位，應該比個體承擔更多“惡”的責任。

多少年之后，在回顧中國產業進程以及中國產業工人的精神危機時，富士康這“N連跳”注定是無法繞過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