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考試作弊不算一回事了，甚至光榮了。我想大約是“文革”開其端罷。那時鼓勵造反，考試就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壓迫學生的一個證據，自然要被砸爛。從此，不僅教師顏面掃地，教育也消失神圣的光環。學生在課堂上抽煙，大聲喧嘩，作業與考試公開地互相抄來抄去，小條試卷滿場飛，一切視為當然。直到今天的高考作弊，網上買論文，考場請槍手，無所不用其極。此時被嘲笑的不是作弊，而是作弊的手段不高明而被抓到；而且在作弊的手段上互相學習，技術含量越來越高。人們處在這種心境，已經不是輿論和道德能夠管得住了，這就需要立法，對于作弊、特別是對那些事關公共利益考試中的作弊更要嚴加懲處。

古代科舉考試中，對于作弊懲治是很嚴厲的，特別是清代，順治、康熙、咸豐的科場大案，舞弊、作弊上至主考，下及士子，不是處死，就是重刑，很少有例外。直到清末，魯迅的祖父周福清曾想為兒子周伯宜(魯迅之父)買通鄉試主考，陷入科場案。周作人說：“這所謂科場案在清朝是非常嚴重的，往往交通關節的人都處了死刑，有時殺戮幾十人之多。清朝末葉這種情形略有改變，官場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較從輕，定為‘斬監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獄內。”(《祖父的事情》)所謂“斬監候”與現在“死緩”差不多；周伯宜也革去了秀才的功名。后來花光了家中的財產，在監房里關了六七年后才放出來。而現在考試舞弊，能夠曝光一下，受點紀律處分，有的人還以為冤，說處理“太重”。“考試法”說了好幾年了，現在也沒見出臺。我主張考試的立法，一定要對考試舞弊和作弊的嚴厲懲處。在此基礎上才能恢復道德和輿論的約束力。

各種買賣論文的網站與秘書網還有區別，秘書提供的服務雖屬灰色，但它不犯法，因為它的產品不是應付考試的。而代寫論文的網站則不同，它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大多是應付各種門類的考試的，對于整個社會來說，考試是選拔人才、推進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關系到治國安邦的大計。代寫論文起的社會作用是什么？不言自明。政府管理網絡的能力很強，為什么能讓這樣網站掉臂悠游于網絡之中，大發其財？真是令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