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過頭來客觀地看待“詐捐門”事件，首先應該厘清是否“詐捐”。“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說: “詐捐”屬于惡意欺騙，“章子怡肯定不屬于這種情況”，她在戛納電影節上為汶川地震籌款所具有的“傳播效應是不能抹殺的”。事實上，有網站就章子怡“詐捐門”做了“你相信章子怡會詐捐么？”的調查，也有超過60%以上的公眾投了“不信”的票。就事實來分析，捐款遲遲沒有完全到位，客觀因素是因為國外好心人口頭答應的一部分善款沒有落實到賬，而章子怡的管理團隊也有疏忽所致，并不是章子怡信口雌黃意欲欺騙公眾。因此，定性“詐捐”言過其實。

其次是客觀分析事件形成的原因。一個緣起美好的開始，雖然并沒有朝著它預想的方向發展，這一切不一定得由美好的緣起負全責。因為，事件最終的結果受到過程中的眾多因素影響。如果做善事的結果可能會使自己陷入吃力不討好、費力又流淚的境地，那么，有善心者在做善事時，就會有更多的猶豫，甚至會退避三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慈善事業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社會力量和公眾參與慈善事業的積極性日益增強，在扶老、助殘、救孤、濟困、助學、助醫等方面都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步向支持文化藝術、環境保護等領域延伸，一些捐贈項目和重大捐贈活動產生了積極而廣泛的社會影響。

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的慈善事業還處在幼年時期，從1994年，中華慈善總會成立至今，也才不過短短10幾年的時間。慈善意識普及率低，公眾特別是富裕階層的參與意識有待增強；有效激勵社會捐贈的法規制度亟待完善；慈善組織數量不多，勸募能力不強，行政色彩較濃。這些問題的存在，影響了我國慈善事業的快速發展。除了加強慈善立法與制度建設，慈善事業這棵“幼苗”也亟需社會公眾的包容，以營造鼓勵更多的人自愿回報社會的寬松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