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遺憾的是，在陜西、濟南之前，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早年均已出臺類似規定，但這些規定在具體的實施層面上，還相當缺乏權威性、可操作性。一是這些規定往往由一個地方的某個部門出臺，缺乏權威，勞動保護主體部門不明確，在監督、行政執法、糾紛處理等問題的處理上，容易在各部門的“怠慢”中擱淺；二是規定本身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模棱兩可，難以有效實施，例如何為高溫作業？休息時工資、津貼如何？等等；三是關懷的力度不夠，顯得不足為道，例如陜西一日給工人補償1.2元，恐怕還不夠買一瓶農夫山泉的。

應該說，我國關于高溫之下的勞動保障政策相當空白，翻閱相關資料，在全國范圍內普遍使用的高溫勞動保護條例，僅有1960年衛生部、勞動部、全國總工會聯合公布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這個規定僅適用于“工業、交通運輸業及基本建設工地的高溫作業和炎熱季節的露天作業”以及“田間作業”，而事實上，在炎熱夏季各行各業都有一個防暑降溫問題，各行各業勞動者也都依法享有獲得良好的防暑降溫條件和合理的防暑降溫待遇的權利。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是以第三產業的高度發展為鮮明特征的，而《暫行辦法》根本沒有覆蓋第三產業。此外，該規定也沒有表明，什么溫度情況下，員工可以放假休息。更值一提的是，該條例沒有規定任何法律責任，即使企業不遵守，它也難以追究企業的法律責任。

盡管早年就有人呼吁對已經不能適應現有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的《暫行辦法》進行修改，但這個《暫行辦法》依然“暫行”了整整半個世紀，對高溫作業者的關懷往往由各地方各單位視情況自行決定。事實上，“高溫災害”一詞逐漸融入社會語言體系證明，很多地方還十分缺乏對高溫作業者的必要關懷，不少企業甚至還在津津樂道地大喊“越是三伏越要上”——工人因熱而死的，近年來并不少見；更多的是因高溫而致傷致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