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雙親外出打工”的模式，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從社會穩定、個人發展的角度，我們只能給予引導，比如讓成年父母逐漸認識到，“對孩子的投資，才是最好的投資”。外出打工所得到的工錢與因外出打工而失去的親情與下一代的教育，遠不成比例。這方面，媒體理應充分發揮輿論功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人生規劃出謀劃策，提供科學的、立足長遠的建議。同時，當地政府也應積極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近打工創造必要條件。從某種意義上說，減少留守兒童的數量，就是維穩。

　　以上是從最大限度減少留守兒童的角度來說的。面對現實存在的留守兒童，由于他們的監護人多數均不能起到合格監護的作用，這時學校和社會的支持就凸顯出來。一個結合了基層政權、鄉村學校、社會組織、家庭以及鄰里為一體的留守兒童監護體系，能夠有效緩解留守兒童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但終極解決辦法，還在加速社會轉型這宏大的中國命題里。（王 琳 原題：留守兒童：到底該誰來監護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