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胡覺照的“自我了斷”之招，已無新意。2006年8月，打假斗士方舟子與“哲學烏鴉”黎鳴之間關于“四色猜想”的那場論爭，幾個回合下來，黎鳴就選擇了極具紳士風度的一招——生死對決。黎鳴說，“如果‘破解四色定理’失敗，黎鳴先生愿按照協議，文明地進行自殺；如果‘破解四色定理’成功，方舟子先生愿按照協議，文明地進行自殺。”那場想象中極富悲壯色彩的文明對決，盡管有不少人起哄，畢竟沒有在現實中上演。

而近期知識界在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汪暉涉嫌抄襲事件時，有人又希望汪暉能出來“自我了斷”。由于發言者的智慧，人們沒能判斷出，汪暉是該因為不符合一個教授的資格而引咎離開清華呢，還是該拿出壯士的勇氣，對自己的身體痛下處罰。

學術之爭的原則問題被一再推到風口浪尖，實在是學術與學術精神的不幸。雖然，胡覺照先生的“自我了斷”，比黎鳴先生的“文明自殺”，要多為對方著想了一點（無論怎樣，劉慶柱先生不需要自我了斷），但沒有要挾對方，不等于沒有從道義上暗示對方。“所有的自殺都是他殺”，一旦胡覺照先生被自己的慷慨之言所害，有尊崇地位的劉慶柱先生恐怕“難以獨活”，至少要長期背負起沉重的十字架。

當然，安陽“曹操墓”涉嫌造假的事實果真成立，利益驅動下的驚天騙局，就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經濟問題，還會演化成一個法律問題，甚至放大為政治問題。有良知者憂急系之，可以理解。但是，“學術的歸學術，法律的歸法律”。在目前階段，“挺曹派”與“反曹派”之間的互動，還是秉持平等、理性、真誠、寬容的態度為好。因為證據的明暗，人心的向背，大概不會因狠話乃至極端之舉而發生匪夷所思的逆轉。

需要指出的是，曹操墓真偽之爭的娛樂化取向，也是要不得的。繞過公眾對于真相的追問，善意的急躁也好，惡意的忽悠也罷，不尊重歷史的自證力量，不尊重時間的公平邏輯，不尊重科學精神與文明價值，一切惡搞，都是要付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