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種慷慨的“裸捐”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向《法制日報》記者評價道：“我覺得很好。不過他們這只是一種個人行為，這種行為值得倡導，但很難說一定會對別人產生什么影響。因為慈善是一種全然的個人行為，完全是自愿的，我們也不用借此造成一種社會逼捐的氣氛。”

在一種濃郁的個人英雄主義慈善氛圍背后，是近一段時間來層出不窮的“詐捐”事件，章子怡、余秋雨、成龍等有影響力的名人紛紛身陷“詐捐門”。

唐鈞認為，中國現階段的慈善事業還處在一種粗放、原始的階段，商業力量、財富階層雖然在參與慈善事業的各種主體中顯得分外耀眼，但受各種因素影響，他們所起的作用實則有限，而他們自發性的慈善行為也體現出比較強的隨意性。現在大多數人的捐款情況都是“感性募捐”，而感性的捐款方式由于后續工作不到位就會帶來一些麻煩，因此對于各種“詐捐”風波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有些明星可能在一些場合和氣氛下頭腦一熱或者出于炒作輕易立下承諾，將來卻難以落實，這樣反而不好。另外社會上喜歡比較誰捐得多捐得少，這種逼捐的氛圍不利于真正的慈善。社會總是一點點走向理性和制度化，社會捐款不是越多越好，募捐得太多卻用不完也是個浪費。所以我提出一個概念是‘理性募捐’。”唐鈞說。

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地震、雪災、泥石泥等突發事件引起的重大災情同樣對我國的慈善事業提出了很大的挑戰，人們在一次次慷慨解囊的同時，最為關心的是自己的愛心是否用對了地方。

東南亞華僑施乃康在玉樹地震之后不顧身體和年齡，親自駕車48小時前往玉樹。他曾公開向媒體表示：“我就是想實地考察一下，我就是想親眼看著捐出去的錢能變成一所學校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