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訪中,不少人對記者表示,針對公職人員的這種感覺上的“錯位”,應當及時建立公職人員心理疏導常態化的機制。

對此,楊建順認為,對當下矛盾多發期的公職人員進行心理疏導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不能替代機制、程序、標準的建立。只有在機制、程序、標準和具體支撐的條件下,社會疏導體系才能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心理的疏導才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公職人員才會有一個安全的心態。

林喆也提出,解決公職人員“弱勢”的這種心理,應該把對公職人員的心理調適工作放在日常工作的程序中,應當設立首長接待日制度、聽證質詢制度、發言人制度、對話制度、特別領域的信息公開制度、談話制度、黨務政務公開制度、舉報人保護制度以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公開述職制度等9項制度。

“其中的談話制度可以讓黨和政府內部人員之間得以順暢地溝通。激勵談話就是對公職人員平時做得好的方面進行當面表揚,與之相反,誡勉談話就是要在公職人員做得不好的時候當面提出批評,不要等到公職人員由小貪變成大貪,最后被抓起來了才去批評他,而是要把批評放在日常工作中,及時指出錯誤幫助其改正,防微杜漸。”林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