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經典、珍視經典，是踐行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題中之義。唯有文化上真正自覺，才能做到充分自信；而唯有自覺自信，才能走向文化自強。那種隨意解構、顛覆的做法，只會營造出一種有悖于“引導社會、教育人民、推動發展”的不良的精神“民生”氛圍

在今年全國“兩會”政協文藝組討論會上，委員們熱議“民生”。由物價說到房價再說到堵車，這些當然都直接關乎“民生”，而與物質“民生”相對應的精神“民生”，大家由于職業關系關注更多。議論焦點之一，是時下戲劇舞臺和影視銀幕熒屏上經典作品的改編，創作者的改編態度和實踐，及其給觀眾營造的人文生態和藝術鑒賞環境。

豈能以“創新”為招牌對藝術經典橫加“解構”乃至“顛覆”

譬如，戲曲《趙氏孤兒》是中外聞名的經典。西方人之所以早就關注它，乃是看重它承載著中華文明歷來倡導的、以劇中人物程嬰和公孫杵臼為代表的“大忠”戰勝以屠岸賈為代表的“大奸”的道德觀。此乃這部經典作品之魂。但現在據此改編的同名話劇和電影卻偏偏橫移搬用西方時髦的“人性深度”理論，說按照“現代人性觀念”，原作謳歌的“大忠”是“小市民的愚忠”，于是以“創新”為招牌橫加“解構”乃至“顛覆”。再如，“吳越之爭”的經典傳說早已深入民心，勾踐臥薪嘗膽作為民族精神象征的藝術典型，西施作為獻身報國的偉大女性的藝術典型，范蠡作為反抗以強凌弱的知識分子的智慧典型，從精神上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但有一部描寫“西施歸越”的戲曲作品，偏要在“創新”旗號下“解構”并“顛覆”這些典型形象。改編者按“人性復雜”索驥，硬要描寫越滅吳后西施還朝，勾踐一見便因其貌美強行納入宮中為妃，發現西施腹中懷有夫差的“敵種”后又發配其往荒郊，范蠡聞訊也怒發沖冠，趕往荒郊怒斥西施背叛與他的愛情……這樣，改編者以一連串動作把活在人民心中的美的藝術典型勾踐“顛覆”為“色狼暴君”，把西施“顛覆”為“色女蕩婦”，把范蠡“顛覆”為“頭頂綠帽的小肚雞腸”。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此種經典改編殃及精神“民生”，令人憂慮。敬畏經典，本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優秀傳統文化藝術高度自覺、充分自信的文明標志。誠如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曾概括的“道德的抽象繼承論”所深刻揭示的那樣，經典中承載著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代代相傳的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審美價值取向和道德倫理觀念，需要我們自覺地把它“抽象”出來，“繼承”發揚，使之成為具有永恒價值的精神資源。此言甚是。經典作品中傳承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倡導的諸如“天人合一”、“兼容和諧”、“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民為邦本”、“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等等理念、主張，不僅為當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著強大的精神資源，也堪為21世紀面臨經濟危機、能源危機、生態危機、道德危機和精神危機的人類開出救治的文化良方。西方哲學家羅素就說過：“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的一些東西，現代世界極為需要”，“若能夠被全世界采納，地球上肯定比現在有更多的歡樂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