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魯迅全家與馮雪峰全家合影

母親是父親的一片綠葉，為父親做了很多工作，母親當年也是一位有才華的女性。母親告訴我，她后來也跟父親提到過，想出去工作。父親聽到后，把筆放下嘆了口氣：“那你出去我又要過我原來的生活了……”于是母親放棄了原來的想法。我想魯迅最后十年能創造出那么多的傳世作品，當中也有母親的犧牲。雖然希望出去教書的母親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覺得用自己的犧牲換來父親創作的高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母親在我面前不怎么回憶父親，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當中。對我父親，她覺得她有照顧不周的地方——比如她說看到父親經常是點了煙之后就隨手放在那兒，既然是空燒掉，為什么買那么好的煙？于是父親最后抽的是比較廉價的煙。茶葉也一樣，有時她泡在那兒，他也沒喝，這不浪費嗎？諸如此類。其實再周到、再細致的照顧，總是有不完美之處，這是很自然的。

我生下來之后，父母就沒帶過我到北京，因此沒見過祖母。但祖母總是托人寫信來，她常常寄好東西給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現在的榛子好吃很多；還有她自己腌的醬雞醬鴨，因為路途遠，有時一打開，醬雞醬鴨發霉了，媽媽只好把它們扔掉，而我覺得太可惜。祖母和朱安的信，都是別人代寫的，后來有些人還問我：為什么說朱安不識字啊？她還給你母親寫過信，說死后要念什么經、做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樣、點什么燈、做什么祭拜，文筆很深，文化很高??！他們不知道那些信其實是別人代寫的，還以為我是故意貶低朱安。恰恰相反，我對朱安懷有尊重之情。

父親去世后，母親除了我這么個病孩子之外，也負擔了朱安女士的生計，生活得比較艱難。朱安也是一個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給母親的信總是表示感激之情，說“您對我的關照使我終身難忘”，也很體諒母親，“您一個人要負責兩方面的費用，又值現在生活費高漲的時候，是很為難的”，收到生活費后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開支的。

我從來沒見過朱安，連見都沒見過，所以也談不上什么印象。不過從她與母親往來的信件看，她對我還是很關愛的。一次她給母親寫信說：“我聽說海嬰有病，我很記掛他。您要給他好好地保養保養。”我十五六歲后，她就直接給我寫信，有一次還問我是否有同母親的相片，給她寄一張，“我是很想你們的”。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把我當作香火繼承人一樣看待。１９４７年朱安病故時，母親受國民黨監視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親朋幫助料理了喪事。

由于政治需要父親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實際上，父親的盛名并不是我們的護身符。相反，有一段時間在位的人都是魯迅當時的論敵，那些人對我們完全是漠然的態度，而魯迅的崇拜者、能夠關心我們的人卻一個個被打壓掉了。也許是有些人覺得魯迅永遠壓在他們上面，有魯迅在，他們永遠只能排在二三四位吧，我也不太理解這些人的心理狀態。１９６８年，母親為了保護父親的遺稿，急得心臟病發作而去世，可去世后連追悼會都不讓開，最后是周總理決定允許向遺體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