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1日魯迅攝于上海春陽照相館。

澄清公私概念：魯迅不是國家公仆 人的私權要首先維護

對于有學者認為魯迅應當無條件歸屬于全民族的說法，《魯迅姓什么》一文中提到，魯迅的遺產分為精神遺產與物質遺產兩部分，精神遺產屬全民族所有，“魯迅為公”，物質遺產則屬于個人私權范圍。周令飛解釋說，“為什么大家認為魯迅的肖像是屬于全民的，實際上對我們人身權利，對我們每個人所擁有的權利的不清晰。一個人一生當中所擁有的權利，姓名權、肖像權是每個人都擁有的，你死了以后，還是不能被人亂用，這是每個人應有的權利，不存在你是魯迅還是一般的老百姓。”

“真正的國家的公仆，比如說毛主席，周恩來，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的肖像，他們的這些東西是屬于國家的，因為他是國家的領導人。這和魯迅是不一樣的，魯迅是一個作家，他不是公仆，他不是黨和國家領導人。”

周令飛繼而發(fā)問道，“我要問問所有天下的人，如果你家里的財產隨意地被人侵占的話，你作為當事者，作為后代你會怎么做，隨便讓人家把你的東西都拿走，有誰愿意做這種事情，誰是那么慷慨的？我覺得人的私權首先要維護，這是一個做人最基本的權利。”

名人之后困境：為魯迅維權承受太多白眼和壓力

作為現(xiàn)代史上最偉大作家的后代，魯迅后人被人們賦予了太多的期望，而期望愈大，苛責愈深，名人之后，成為周海嬰和周令飛心頭揮之不去的“不能承受之重”。面對他們的維權甚至與商家對簿公堂的行為，各種言論紛至沓來。有人說，“魯迅的兒子愛錢”，還有人說“魯迅的兒子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怎么做這種事”，更有甚者聲稱父子倆是敗家子。周海嬰坦言自己曾經“壓力很大”。

如今父子倆卻能坦蕩面對，周令飛說自己現(xiàn)在“反而覺得輕松了，因為過去的壓力，我好像覺得有一個包袱，我的祖父是魯迅，我覺得好像不成器，我做事做得不好，好像給他丟臉，那今天我來做傳播和普及魯迅的工作的時候，第一我沒有私心，第二我完全是付出，還是我自己掏腰包的，第三我做的事情是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很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