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制的歷史意義

　　日本的近代化，從明治維新開始，到資本主義工業化全面完成為止，用了不足半個世紀的時間。其中前20年，主要是引進、消化西方先進國家的技術、文化，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鞏固新生政權的階段，也是從資本、人才、技術等方面為以后經濟發展培養力量的階段；后20多年則是實現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階段。

　　以1872年《學制令》頒布為起始的近代學制，經過1879年的《教育令》、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以及1886年的《學校令》、1899年《實業學校令》的修改和調整，其框架已臻完備，其中有小學系統、中學系統、大學系統、實業學校系統等，構成了一個結構嚴密的近代學校網絡。

　　日本近代學校體系從建立到完善，始終是適應近代化的需要，服務于“富國強兵”總目標的。這主要體現在：一是通過普及初等義務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知識水平。新學制實行僅35年，就基本普及了初等國民義務教育，譜寫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最為輝煌的一章，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堪稱奇跡。二是通過高等教育培養高級管理人才。從1878年到1900年共培養出35200多名大學畢業生，滿足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對高級專門人才的需求。三是實業技術教育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明治政府辦教育，從開始就較重視實業技術教育。產業革命刺激了實業技術教育的發達，而龐大的實業學校網絡，又不斷地為企業輸送熟練的技術工人。產業革命后，日本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增長，實業技術教育的普及也是原因之一。

　　總之，教育發達推動了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又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學校制度加以改進和完善。這種經濟與教育相互促進相互依存的關系，在日本的近代化過程中體現得比較充分。從教育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其一，落后國家要完成其“追趕型”經濟發展戰略，必須依靠先進的科學技術，盡可能地利用發達國家已經取得的技術成果和經濟發展經驗。要做到這一點，教育不是與經濟“并行”，也不是“隨后”，而必須是“先行”。對經濟發展而言，教育事業發展的相對“超前”，正是經濟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社會發展模式上應有的重大區別，也是落后國家實現“追趕型”戰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為實現經濟上的“追趕”，首先完成教育上的“追趕”。日本在20世紀初能躋身于世界資本主義強國之列，與其教育的發達是分不開的。

　　其二，教育投資是有效的生產性投資。在生產力諸要素中，勞動力是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要提高生產力水平，就必須開發人的能力資源，教育應該成為最主要的投資項目之一。在日本，國家投資的教育費總額，1885年時就占國民收入1.78%，占國家行政費的12%；1900年時，占國民收入總額的2.05%，占國家行政費的9.8%。這說明日本政府辦教育是舍得投資的。而這種投資的效果，已被日后經濟發展的事實所證明。1962年日本政府在回顧總結近一個世紀來的成功經驗時，曾自豪地宣布，“明治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的急速發展，尤其是戰后驚人的經濟增長，為世界所矚目。而導致這種發展和增長的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的普及和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