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國主義教育

　　教育事業的發展，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進程。但日本教育自身卻并沒有隨著“國富兵強”而完成其近代化過程。相反，隨著國力的強大，教育卻越來越被封建軍國主義思想所支配，成為天皇制政權對內維護專制統治，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的重要工具。于是就形成了近代日本教育的“雙重性格”，產生了教育對近代日本歷史發展的“雙重作用”。

　　教育的“雙重性格”，源于明治維新時資產階級改革的不徹底。由于明治維新不是日本社會內部商品經濟充分發展后瓜熟蒂落式的社會革命，所以改革后的日本社會仍保留了較多的封建因素。在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學制的過程中，也始終存在封建皇道思想對西方自由主義教育思想的抵制。明治政府大辦教育之初，也明確聲稱要把教育置于國家控制之下，使之服務于“富國強兵”的國是。國家要求于教育的，并不是培養具有自主意識和獨立批判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養既掌握近代科學技術知識，又恪守封建道德規范的忠順“臣民”。因而在實際上，明治政府既重視教育在提高國民學力、培養技術人才方面的作用，又重視教育在“國民教化”方面的作用——向國民灌輸“忠君愛國”思想和封建倫理觀念。所以，明治初期，在推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學制的同時，明治政府也大力推行了以神道國教化為宗旨的“大教宣布”運動。1870年1月，政府頒布的《大教宣布詔書》中，突出宣揚了“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明惟神之大道”等思想。同年5月頒布的《宣教使須知》進一步強調：必須向天下庶眾昭明皇祖之大道，尊信皇祖之大教。1872年政府發布的宣教使《教則》，開宗明義三項內容：從敬神愛國之旨；明天理人道之意；行侍奉皇上遵守朝旨之事。這種普及封建神道的社會運動與“文明開化”的教育改革同時并行，是頗具諷刺意味的。

　　1879年8月，明治天皇的侍講元田永孚借用天皇的名義，下達了《教學大旨》及附屬的《兩項小學條例》，對新學制實施6年來忽視“德育”的傾向給予嚴厲指責，批判歐化主義教育導致了“將仁義忠孝置于后，唯洋風之為競，終至于有朝一日不知君臣父子大義之地步”，要求學校教育以所謂“德育”為先，“明仁義忠孝之道，而道德之學則應以孔子為主”。同時學校要“昭示古今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之畫像”，使學生“從幼年始……忠孝大義就成為深入腦髓之第一感覺”。《教學大旨》是對明治初期教育改革中歐美自由主義教育思想的第一次公開清算和反擊。其后，封建主義、軍國主義的思想，在教育體系中逐步強化，全面滲透到日本教育的各個領域。

　　軍國主義教育體制的確立，以1890年的《教育敕語》為標志。與《大日本帝國憲法》中“天皇為最高主權，神圣不可侵犯”的規定相呼應，《教育敕語》又把天皇規定為最完美的道德化身，把“扶翼皇運之無窮，繼承皇祖之遺訓”、培養“臣民”對天皇的忠誠，規定為教育的內容。《教育敕語》實際上成了日本教育的最高立法，它確立了封建軍國主義思想對教育的全面統治。這一體制經過充實、鞏固，前后統治日本教育達半個世紀之久。這一體制有著近代學制這一資本主義教育的軀體，而魂靈卻是封建主義、國家主義的教育觀念。這是日本近代教育的致命癰疽，它使日本教育的近代化過程延長了近半個世紀，給日本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日本軍國主義教育體制給日本社會帶來的后果是災難性的。它窒息了科學精神，阻礙了文化的發展。歷史被篡改，真理被歪曲，到19世紀20年代以后，更是把整個教育綁在軍國主義的戰車上，使一個生機勃勃的民族陷入迷蒙之境而不能自拔，一代代無辜的國民被熏染為愚昧盲從的戰爭工具，千萬的青年人甘心充當法西斯主義的殉葬品。1945年8月，廣島原子彈爆炸后，有一群單純的少女還抱著“天皇是神”、“神州不滅”的信念，唱著“皇軍”的軍歌，默默死去。這是多么慘痛的歷史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