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時17分左右，廣東佛山兩歲的王悅在離家100多米的巷子里玩耍，一輛迎面駛來的面包車猛然加速，將她撞倒卷到車底，右側車輪從悅悅胯部碾過。司機停了一下車，加大油門開走了，后輪再次從悅悅身上碾過。又一輛小型貨柜車開了過來，從她雙腿上碾過。慘相之下，過往的18位路人無一施以援手。由于顱腦重度損傷，10月21日，小悅悅離世。對這一事件，人們除了從道德和法律的角度加以剖析外，心理專家也從社會心理層面作出了分析。

　　在小悅悅事件中，18位目擊車禍者面對孩子的殘狀無動于衷，當下社會類似的看客事件似乎并不鮮見：病人在醫院內上吊自殺，值班醫生看見卻不予施救；面對欲跳樓輕生者，圍觀人群不但不予施救，反而大[中國婦女報]呼快跳；面對躺在血泊中的車禍受害者，人們連撥打個110、120電話都不打……心理專家指出，“旁觀者效應”和“發達社會冷漠癥”成為悲劇釀成的心理基礎。

　　“旁觀者效應”支配下的見死不救

　　“旁觀者效應”是一種社會心理學現象，指的是人們見到處于危難中的受害者后，不提供任何幫助，尤其是還有其他人在場的時候。人數越多，每個人出手相救的可能性就越低，因為每個旁觀者注意到事件的可能性越低，把事件當回事的可能性也越低，就越不會感到有義務采取行動。

　　心理學上的“旁觀者效應”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約翰-達利和比博-拉塔內提出，源自于1964年紐約的克尤公園發生的一起謀殺案。1964年3月13日清晨，美國紐約28歲女子吉娣-格羅維斯下班回家，在路上遭到一個連環強奸殺人犯持刀襲擊。襲擊過程持續了一個半小時，其間格羅維斯尖聲慘叫，大呼救命，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兇徒于是逃離現場。10分鐘后兇徒折返再次行兇，并實施了強奸，最后把她捅死。據報道，周圍一共有38人目睹了兇案，但卻沒有人去救，也沒有人報警。該事件震動了美國社會。

　　格羅維斯遇害事件促使社會心理學家約翰-達利和比博-拉塔內對旁觀者現象進行研究。他們在12年內進行了一系列心理學實驗，模擬了危急事件的發生后，結果發現：有其他人在場，就會阻礙人們出手相救。這源于一種旁觀者效應。旁觀者之所以無動于衷，是因為他們都在等待別人出手。

　　達利將這種現象定義為“責任擴散”。即當只有一個旁觀者時，他會意識到他負有100%的救濟責任，這種心理責任感會促使他立刻采取相應的行動，至少會去報警。但是，當有100個旁觀者時，他所負的責任就只有1%，其所承擔的心理救濟責任就大大減少。

　　社會心理學家認為，旁觀者袖手旁觀有以下原因：首先，在危急事件中，旁觀者面對的可能是模棱兩可的情景，影響了其決策。如果他們清楚受害者很危險，需要幫忙，就會感到有責任施以援手，否則就會觀察其他人的反應，看看別人會不會出手。如果其他人此刻也同樣在觀望，結果人人都得出一個結論：別人都無動于衷，沒必要幫。其次，旁觀者對救人有各種各樣的擔心。很多人以為，危急關頭見義勇為的人一定是陽剛十足的人，但研究發現，性格剛毅的人，例如大男子主義者，反而不愿意幫忙，因為他們害怕判斷錯誤出洋相，自己丟不起這個臉。除了出洋相，旁觀者還擔心自己水平不夠，會幫倒忙，，甚至給受害者增加危險，要承擔法律責任。

　　“發達社會冷漠癥”導致道德缺失

　　心理專家認為，小悅悅事件的發生也與國人中蔓延的所謂“發達社會冷漠癥”有關。社會心理專家岳曉東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人越來越患上了“發達社會冷漠癥”，它突出表現為：社會越發達，人的競爭意識越強，法律的自我保護意識也越高。由此，人們的關愛意識大幅降低，導致人情淡漠，見死不救。對此，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郭梓林解釋是，冷漠行為的蔓延，并不是人們的道德水準下降了，而是現代科技解構了原來的熟人社會，人們更多地置身于陌生人組成的社會中，原來熟人之間形成的那種“互救互助互信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約束氛圍也就不再具有約束力量，見死不救不再有以前熟人社會那種后果。

　　廣州市向日葵心理咨詢中心創辦人胡慎之認為，冷漠是“旁觀者效應”“好心無好報”的心理在作祟。胡慎之認為，此事也說明這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不高。此外，這么多人選擇沉默也與一些社會上“救人者反被冤枉”的風氣有關。胡慎之覺得，正是越來越多助人為樂的事情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才造成了這么多“見死不救”的案例出現。

　　改變冷漠，尊重生命，呼喚人性回歸

　　在小悅悅事件中，18個路人不約而同的見死不救，在譴責他人的同時，我們每個人是否都應該捫心自問——如果當時是我走過鮮血淋漓、慘不忍睹的小悅悅身旁，我會怎么做？我們怎樣才能走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旁觀者效應”的誤區和改變冷漠的心態。

　　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梅利莎-伯克利博士提出兩條建議：

　　一、如果你是旁觀者，發現情況模棱兩可，一定要忍住觀望別人的本能沖動。如果你認為有人可能需要幫助，就應果斷采取行動，畢竟出洋相只會窘幾分鐘，而你的行動或許可以救人一命。如果現場還有其他人，你要意識到大家的第一反應都是推卸責任，只要意識到這一點，你就會擔起責任。當需要發動更多的人一起幫忙時，你要指定具體的一個人上去救人，另外一個人打電話報警-,具體的指定會打消人們推卸責任的心理。

　　二、如果你不幸成了受害者，需要別人的幫忙，一定要讓周圍的人明確知道這是危急狀況。你要主動讓旁觀者中的一個人感到有責任幫你渡過難關——在一大群看客圍觀之下，我們以為大聲求救肯定會有人出手，但正確的做法是死死盯住一個人，向著他懇求，告訴他你需要幫忙。這會讓他突然感到幫你是責無旁貸的，而且會帶動其他人幫忙。

　　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顧曉明建議，將“生死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讓人們從小養成愛憐生命的意識。

　　顧曉明認為，隨著社會生活復雜性、不確定性的增加，生死事件經常發生，人們對生死已經司空見慣甚至冷漠，對生命也變得不敬畏。就小悅悅被碾壓、十幾人袖手旁觀這一事件，足見這些人對生命的冷漠，連救人的本能良知都喪失。另一方面，看到別人不幫忙，自己也不上前幫忙，這種“圍觀心理”往往非常可怕。

　　顧曉明強調，要扶起跌倒的道德，有必要立法來消除人們的后顧之憂。自掃門前雪，可以暫時明哲保身，這也許造就了冷漠的人們。國人從不缺少俠義精神，但如果農夫總是遇到蛇，還有多少人愿意當農夫呢？在南京“彭宇案”、鄭州“李凱強案”、天津“許云鶴案”逐漸顯現“蝴蝶效應”的背景下，許多人正在遺忘道德的自覺，正在離棄對人性和良知的堅守。(本報記者 彭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