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的成都，物資非常匱乏，很多輕工產品都要經淪陷區運來，其中一些紡織品還是貼了“上海造”商簽的日本貨。為打擊日寇的經濟攫奪，內地各處都設有查處“日貨”的“仇貨緝察隊”。恰在此時，成都“益昌恒百貨”從廣東運來一批純毛華達呢。這批高檔面料雖系上海產品，但成都商檢仍以“留樣待查”為由，從每疋毛料中剪去一丈二尺，才得放行。

　　不巧，這事又被當時成都經委會下屬的“仇貨緝察隊”知道了，將貨再次扣押，并揚言要以“走私日貨”罪對益昌恒商號法辦，實是以這為由進行敲詐勒索。無可奈何的益昌恒商號只好托人疏通，最后找到該隊隊長汪某，懇求私了。汪某開口索要大洋4000塊。經中間人再三說情，終以大洋1200元擱平。汪某將200元以罰金上繳，余下1000元據為己有。按益昌恒商號的經營方式，凡請客送禮等費用一律以“廣告費”做賬。事后，會計也依例將該款記入“廣告”科目，但1200元絕非小數，為穩妥見，便在備注欄內注上了“賞瘟神”三字。不料，這三字卻驚動了朝野！

　　也是汪某惡貫滿盈！某日稅務局來益昌恒商號查賬，發現賬上有“賞瘟神”三字，便將這事向省稅局匯報，省局感到內有蹊蹺，又上報給省政府。時任省主席的張群，正在推行“整飭政風”、“肅清貪污”之新政，見了“賞瘟神”三字很不順眼，便下令情報室立即查明，交軍法處嚴辦。

　　而情報室主任呂某原本就與“仇貨緝察隊”爭錢奪利矛盾極深，這下正好小題大做，將汪某敲詐勒索、索賄受賄、私吞罰款等劣跡，一一上報。更將益昌恒商號寫有“賞瘟神”三字的賬頁拍照放大，登在當時的《中央日報(成都版)》和《新民報》上。

　　張群見贓證俱全，便將汪某逮捕歸案。說起這位汪某，來頭也不小，有位叔叔竟是國軍的中將軍長。那軍長得到消息，便憑老臉一張，急求老上司——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以及時任侍從室副主任的賀某，為侄兒求情。幾天后，張群便同時收到兩份電報，來自長沙的電文稱“陳長官諭：將汪某一案移送長官部軍法處審理！”來自重慶的電文是“賀主任指示：速將汪犯全案移送經濟部督察室嚴辦。”兩份電報頓讓精明過人、老于宦場的張群左右犯難。

　　此時，恰好省軍法處來人將汪某擬判15年的判決稿本呈張群批示。張群思忖再三，心一橫，干脆在稿本上批道：死刑，立即執行！接著，又讓秘書給陳誠、賀某回電：“職奉來電前，汪犯已被執行槍決。”

　　隨著一聲槍響，在蓉城沸揚了近半月的“賞瘟神”案，終以汪某伏法而告終。（《成都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