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畫像。 王穎生作

　　■史飛翔

　　常言道：皇帝也有窮親戚。中國人歷來講究人情世故，所以生活中我們常能聽到某某人重鄉情、某某人念舊恩、某某人肯為親戚朋友辦事這樣的贊譽。相反，對于那些薄情寡義、刻薄寡恩的人，人們則加以貶斥。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在人情這個問題上，人們往往不得不有所顧忌。蔡元培，這位被毛澤東稱為是“學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大賢，面對人情同樣也是難以免俗。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曾任國府委員、監察院長、司法部長、教育總長、大學院院長、中研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北京圖書館館長等多重職務，可謂“位高權重”，然而他并不習慣這種生活。他說：“不知每天要見多少不愿見的人，說多少不愿說的話，看多少不愿看的信，想騰出一兩個鐘點看看書也做不到，真是痛苦極了。”為此，他發布了一個“三不啟事”：不兼職、不寫稿、不介紹職業。啟事發布后，很多人認為蔡元培“不通人情”。在強大的世俗面前，蔡元培的“三不啟事”成為一紙空文。盡管他先后辭去了23個職務，但依然有許多重要頭銜辭不掉；說到寫稿，蔡元培“有求必應”，凡是著一本書請他作序或題簽，他沒有不答應的；至于介紹職業更是來者不拒，以至于有人認為他的入行推薦書近乎泛濫。

　　蔡元培之所以在人情上不能免俗，原因在于社會世俗的力量太強大。他自己雖然儉約自勵，但對于故舊親戚他無法真正地拒絕。所以他只能盡力周濟扶助，且自以為合乎中庸之道。但是，你如果因此就認為蔡元培在人情上是毫無原則的，那么你就大錯特錯了。對于那些前來找他推薦工作的北大畢業生，蔡元培的確是有求必應、來者不拒。但蔡元培也絕非沒有原則。他寫介紹信有兩種情況不寫：真正無把握的不寫，絕對有把握的也不寫，最愿意寫的是“有”、“無”之間的那種。而且蔡元培寫介紹信的方式也有兩種：一種是親筆的，一種是簽名蓋章的。親筆信他主觀上是冀其必成的，簽名蓋章的信雖負介紹之責，但錄用與否，在客觀上還請收信的人予以權衡。事實上，蔡元培寫的最多的還是后一種信。

　　對于自己的那幫故舊親戚托他謀事，蔡元培一般都會盡力為之。但是，蔡元培為他們找的工作多半都是辦事員、書記、科員或編譯之類的小職，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他們去實干苦干。即便如此，蔡元培還是會說“不”。有一位馬君，北大俄文系畢業，與蔡元培是表親。他幼年喪父，賴蔡元培養育得以成才。有一年，此君忽遭失業。那時蔡元培兼任國民政府委員，按規定每位委員可隨帶一位秘書。馬君知道蔡元培尚無秘書，于是向蔡元培提出：“鶴卿表伯，聽說每位國府委員都可以用一個秘書，我現在正在賦閑，為您方便起見，可否將這個秘書賜給我。”誰知，蔡元培聽后大怒：“你每次來謀事，我沒有一次不給你想辦法，但你也不可硬枝枝地要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啊！”

　　見蔡元培時常苦于為親戚謀事，夫人語重心長地對他說：“總計紹興、蘇州以及江西的親戚們經常來此謀事而又無法拒絕的充其量不過十幾個人，在這十幾個人中，也不乏可以造就的。何勿擇其中最優秀的替他謀一獨當一面的事，其余的由他負責去安頓好了。免得他們不時來麻煩你，而你也可以免了老拿面子向人家前面碰撞。”蔡元培聽完夫人話，先是不作聲，過了一會兒卻說：“不可。”夫人問：“為何？”蔡元培說：“學生都是人才，親戚都是庸才。”可見，蔡元培在人情這個問題上是有他的底線的，那就是無論是舉薦人才，還是替親戚謀事，他都是本著一顆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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