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16日受權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按照社會功能將現有事業單位劃分為承擔行政職能、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和從事公益服務三個類別。提出，對承擔行政職能的，逐步將其行政職能劃歸行政機構或轉為行政機構；對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逐步將其轉為企業；對從事公益服務的，繼續將其保留在事業單位序列、強化其公益屬性。

　　可以想見，“事業單位改革”，即便有了一個清晰的宏觀架構，具體到推行過程中，必也難免步履蹣跚。對此，民間和官方的判斷是一致的，甚至在《指導意見》中，類似“認知”也有著對應的體現。

　　一方面，《指導意見》明確事業單位改革分兩個階段進行：2011年至2015年，主要完成分類，部分轉為企業或劃歸政府行政機構；2016至2020年，建立和完善事業單位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另一方面，在《指導意見》出臺之前，相關的試點工作，一直在有條不紊地進行。如今，縱使公布了“首個統領我國事業單位改革進程的‘頂層設計’”，也不意味著相關工作是即時啟動、全面鋪開的。與之相反，不期速成、步步推進的策略，才是“事業單位改革”的主線選擇。

　　唯有良善之初衷，輔之以理性的實踐過程，“事業單位改革”才可有一個好的開端，其后“好的結果”也變得可以期待。本質而言，“事業單位改革”無非是重分資源、重定分工的過程：其一，縮減、合并一些冗余、低效的事業單位，將由此騰出的資源，配置到更必要的領域；其二，重新圈定政府系統內部的職能角色，贏利型、管理型、公益型單位各歸各位。以及，重新劃定政府與民間的分工模式，對民間可以自我發育、自我協調的部分，行政力量適當退出。若一切順利，“事業單位”改革之后，公眾不僅可以看到一套更高效的公職系統，也必會建構起一個更具活力的生活共同體。

　　超越實利的權衡，“事業單位改革”思路所體現的，還是一種行政倫理的更新、重置。《指導意見》提出，“充分發揮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實現公益服務提供主體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樣化。”類似表述，顯然是對此間“大政府傳統”的適時矯正。在過往，公職機構對公益服務的壟斷性供給，不僅令服務質量差強人意，且連起碼的信任基礎也變得岌岌可危，凡此從“紅會”近期所遭遇的一切，已然能窺見一斑。除此之外，上述局面還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民間“互濟功能”的發展，而后所謂“互助的文化、自發的愛心”，悄然難見于天地間。

　　或許可以如此理解，“事業單位改革”的最終指向，無非是要回到那個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市場能充分供應的產品或服務，公職部門理當不介入。眾所周知，有鑒于商業社會的勃興，市場主體越發重視塑造自身的道德形象；加之民間慈善、義工、志愿者行動方興未艾，“公益服務”早已不是公共物品，并非由政府才可主導供給。其實，非但是“公益服務”，多數常態的商品或服務，也早已擺脫了非政府而無人供給之狀態。當供求格局已變，一些為適應舊有供求格局而設的“事業單位”，早該或退出或改變了。一切，只是在等一個溫和且堅定的過程！（蔣璟璟 原題：事業單位改革，不期速成也須溫和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