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們沒有獲得尊重，尊重是任何一個作者的至高要求，尊重之脆弱，經不起些微的損傷和一星半點的欺辱。因此，作者一開始受欺負和算計，就注定他們是失敗者。至于更多的無力爭取、無心追逃，吃啞巴虧的作者，就更不用說了。

按理說，作為一個商業合作項目，作者與出版方是商業伙伴，其合作中使用商人之道，無可厚非。所謂的彼此有文化情懷，你不能強行灌輸給任何一方，否則就跟以文化的名義撒嬌邀寵似的。可是，作者畢竟大小是個所謂文化人吧？出版商和出版社畢竟是所謂文化機構，從事的是所謂文化產業吧？這樣一來，自然就讓人覺得雙方的合作，盡管是利益關系，所謂以利交，利盡交絕。但是，因為有了文化這兩個字，讓人對雙方的合作不免多情地產生一些文雅的奢望，以為社會的道德底線、契約意識等等會在這兒有所保留和保障。

其實不然。許多作者的遭遇說明這是一個極不對等的商業合作。許多作者因此傷心沮喪，對自己所從事的思考與寫作，因此不再看得那么莊重。許多出版商以算計和坑蒙作者發了財，說他們的年終慶功宴會上所咀嚼的是作者的眼鏡腿兒、喝的是作者們的血汗也不為過。

作者是個體，出版方無論是書商還是出版社，都是一個機構，以個體之力對機構之勢，顯然是不對等的。區區一點版稅，作者也會算賬，你去拼命追討，傷人情關系不說，有失斯文也不說，關鍵是不一定能追逃得回來，訴訟成本又常常大于你被拖欠坑蒙的版稅（稿酬），這樣一來，趨利避害，作者被迫做了一個老實寬宏的藹然君子。再者，你若追討不舍，對方就說你的書不好賣。這是對作者極大的殺傷性武器，作者盡管知道自己的書不一定如名家的好賣，但也還是不愿意被公諸于眾，影響真正的銷售不說，更嚴重的聽這話明顯要受二次屈辱，被沮蔽打擊的那種屈辱，是自己能預料得到的。所以，作者與出版方之間的糾紛，多數是作者放棄、沉默，不出聲。其內心不過是秦瓊賣馬的無奈和悲涼：“擺一擺手兒啊，你就牽去了罷！”

所以說，出版方要欺負作者、算計作者，不敢說百分百能成功，絕大多數能成功是有根據的，據說連莫言、余華、閻連科這樣名頭的一線作者，都遭受過出版方的欺負和算計，遑論那些無名的？這里面的門道兒，不難發現，也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事情，道理上行得通，操作上寸步難行，凡此糾結，皆力大者勝。理論上你可以訴諸法律什么的，可是你看看韓寒代表作家跟某網站打版權官司，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