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文學(xué)改良芻議》最早在他編輯的《留美學(xué)生季報》發(fā)表時，并沒有引起什么影響。后來，此文在陳獨秀編輯《新青年》重新發(fā)表，竟一石激起千層浪，奠定了胡適在中國文學(xué)史乃至現(xiàn)代史上的地位。所以，胡適十分珍惜這段友誼。

無論他們之間后來的分歧有多大，胡適總是稱陳獨秀為:“你是一個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的朋友”，“我們兩個老朋友”。

前兩次營救陳獨秀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fā)《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師警察廳逮捕。

胡適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聲望和影響，通過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書京師警察廳，說陳獨秀“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xué)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我們“與陳君咸系同鄉(xiāng)，知之最稔”，懇請準予保釋。

1922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適不因陳獨秀此時已是中共領(lǐng)袖而囿于政治成見，依然為幫助其釋放而奔走。他寫了一封長信給外交總長顧維鈞，詳說陳獨秀一案的緣由，并請轉(zhuǎn)告法國公使:“我并不是為陳獨秀一個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獄，不是怕坐監(jiān)的人；不過一來為言論自由計，二來為中法兩國國民間的感情計，不得不請他出點力。”

陳獨秀出獄后，胡適又參與蔡元培、李石曾、蔣夢麟、鄧中夏、李大釗等署名的《為陳獨秀君募集訟費的啟事》，啟事說:“陳獨秀君為社會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雖了結(jié)，而關(guān)于訟費及銷毀書籍版費損失在二千元以上。陳君清貧，同人深悉，遭此厄運，其何以堪，”希望有意者解囊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