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24孝”行動標準是如何產生的，是調研的結晶，還是集體的智慧，抑或是某些人閉門造車而來？可惜，新聞中并沒有說明。雖然不能就此妄自認為這幾個部門未進行相關的調查研究，但筆者仔細查找發現，至少他們此前沒專門開展過大型的網絡民意調查或發布征求意見稿。在“孝道行動標準”的制定中，官意成為“躲貓貓”的主導者，民意難免又一次“打醬油”。

況且，從目前的網絡反饋來看，多數人關心的是這一標準的可操作性。如果真按照新“24孝”標準自我審視，恐怕我們自己能真正做到的還很有限。一方面是空間距離，因生計常年在外工作甚至漂泊，離家千里，除了過年回家探望以及平時打電話和寄錢回去，別的孝行多難以進行；另一方面就是時間問題，由于日復一日地上班乃至加班，很少有自由支配的空閑，尤其是相隔兩地，“常回家看看”成為一種奢侈，更別說“帶父母去旅行”等。

孝，是發乎于心而見之于行的。如果一個人真有孝心，其自不必待“行動標準”發布之后方才行動；若其不孝，恐怕就是新“24孝”也未必能將其感化。此外，如果沒有國家的休假制度調整、用人單位的人性化管理改革以及贍養老人的法律體系的更新完善等相應的社會配套措施，這一個試圖將孝道標準化的“行動標準”恐怕要淪為自欺欺人式畫餅充饑，宣傳孝順禮儀、呼吁全民行動的效果終將大打折扣。（周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