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和城市管理者在文明上的共識并不缺乏，政府部門不應該用過于簡單的手段去解決這個問題，既然最大公約數具備，剩下的無非就是持之以恒，通過各種教育手段，影響市民，通過時間逐步達至文明城市的目標。急是一定急不來的，政府自己文明起來，示范的意義不容低估，相反破壞性也是難以想象的。

亂丟垃圾罰200元，隨地吐痰罰200元，未清理路邊寵物糞便罰500元，禁煙場所抽煙罰500元，在非指定場所放置、傾倒、焚燒垃圾罰5000元，損壞、拆除環境衛生設施罰1萬元……8月28日，曾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深圳特區文明行為促進條例(草案)首次接受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審議?！稐l例》規定，一旦出現觸碰法規規定的 “高壓線”的十大不文明行為，將被作罰款處罰，而且罰款尺度之大讓輿論嘩然。

一個擁有立法權的城市，專門為市民文明行為規范立法，這難免讓人覺得大炮打蒼蠅。按照深圳特區相關部門的說法，此次立法借鑒的是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做法，將市民文明行為納入法制軌道，形成“硬約束”。重罰思維在新加坡有效果，不代表在深圳和中國地區適用，如果適用，為何中國各個省市都沒有照搬學習？值得一說的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不少城市也喜歡對不文明行為進行罰款，但到了90年代后期，幾乎沒有城市再進行罰款。

為什么這個“經驗”消失了呢？這不僅僅是誰擁有執法權的問題，事實上，罰款和任何行政管制一樣，管制越多，尋租的機會其實也越多，而且行政成本高昂。去年，為創文明城市，武漢市決定每周在媒體曝光一批亂闖紅燈等不文明行為，每類行為曝光10人。但是如今回過頭去看，武漢堅持下去了嗎？通過對公民權利的損害甚至是羞辱方式，以期望達到社會文明的目的，無異于用暴力解決暴力，注定不會有什么好結果。重罰思維其實也是這個道理，文明不是罰出來的，是鼓勵和互相尊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