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罰的尺度如何掌握，確實是考驗立法技術的一大難題。定的罰額太低，對違法者沒有觸動，反會激勵違法者的恣意和驕縱。定的罰額太高，又有違促進文明的本旨，還很可能在執行中滑向“執罰經濟”。200元好，還是500元好，這不是紙上談兵能夠確定的。廣泛的社會調查，甚至是先行的局部試點，都是保證罰額科學適當的路徑。總之，罰額要定之有據，定之有理，還要行之有效。

此項立法的最難點，恐怕就是“誰來罰”。執罰權不大，執罰的難度較大；罰款額不多，罰款的阻力相對較多。全交由警察來執罰，相應的問題是：管得過來嗎？若交由城管來執罰，又有另一個問題：城管的素質靠譜嗎？名為“文明行為促進條例”，只有文明執法在先，方有促進文明之效。都說深圳此次立法借鑒的是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做法，須知，香港和新加坡對不文明行為并非只有嚴厲的執罰，還有文明執法。深圳或其他城市要學，就得學全了。（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