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著悲憤而復雜的心情，筆者專門查閱了與“洛陽市見義勇為條例”相關的文件。將救人而喪命的小伙子擋在“見義勇為”門外的此規定，就是2002年洛陽市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的《洛陽市保護和獎勵維護社會治安見義勇為人員條例》。具體到該條例內容，是其中的“第二條”在洛陽小伙子救人事件中發揮作用。第二條所強調的“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或他人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受到‘不法侵害’”時的施救者行為為見義勇為。這樣來看，理論上便形成了因為溺水者并未受到“不法侵害”，所以施救者行為不屬于見義勇為的概念。對事物、倫理的評價標準，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現實出發，于情也好、于理也罷，首先是尊重社會綱常、道德人性。制度是為發展服務的，若在發展的過程中成為礙手礙腳的障礙，這樣的制度要它作何？

在社會發展的推動下，制度條例并非是一成不變的。當一項條例成為冷漠和悲哀的代名詞，踐踏人性和良知，教條化的思維方式更成為對仁義、禮智以及公信的玷污。（丁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