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也有教授說，不愿授課出于學生因素。因為如今“90后”大學生不如他們那時好學，進了大學、不愁畢業，反倒不如高中用功。一些學生整天“宅”在宿舍，似乎永遠不想上課，才不管上課的是不是教授。另有教授怪教案、怪教材，年年歲歲課相似，只是歲歲年年人不同，每個學期都在簡單重復勞動，連教學者都感覺無趣，又何況學生們呢？

那么，讓更多教授回到課堂的有效動因是什么？還是重在學校。教育教學質量直接決定人才培養質量，但評價教育教學質量的天平似乎還未公平。教授忙科研、忙外聯、忙趕場，很大程度是利益驅使。顯然，教學之外帶來的利益往往大大多于教學本身，有時在校外開個講座、當個評審，遠比開一門課來得實惠。更需思變的是，即使教授成為100%的科研型教授，只要他為學校增加論文數量、課題經費、項目分成，在現有考核體系中，這位教授依然是好教授、名教授。若高校愿意放棄一些眼前利益的驅動和導向，在師資考評與分配體制中端平“兩碗水”，甚至向教學型教授有所傾斜，教授授課的積極性、能動性也不難被調動起來。

保護上課教授的利益，就是保護聽課學生的利益。當大學課堂真正成為教授奔忙之所，教授與學生的關系自然就會理順。一旦教學時間有了保障，教學水平得到提升，教授們將科研奧秘、產學研經驗、大學文化以及師道精神都帶入了課堂，那么這方神圣講臺對學生的吸引力、對社會的影響力必會大增，國內高等教育生態也將更為良性、健康、可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