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漢市新洲區邾城街第六小學五(1)班的班規由老師和學生共同制訂、民主表決通過的。125條班規洋洋灑灑6000余字，堪稱史上最詳盡的小學班規。除了管盡學生的方方面面之外，還有3條是專門管老師的：遲到罰掃地，拖堂罰唱歌，無故打罵學生要道歉。（9月27日《武漢晚報》）

班級作為一種學習生活共同體，離不開公共的社會規范的良性運行。只不過，在過往的班規中，我們通常只強調學生的義務與服從性，卻忽視了學生的權利與自主性。教師作為知識傳授者和教育管理者，總是按照班規對學生施以規訓與懲罰，充當“裁判員”的角色；然而，教師卻超脫于班規之外，游走在班規的邊緣地帶。

教育的本義，在于師生在權利平等、地位均等的基礎上，在良性互動的過程中，實現教學相長。換言之，師生關系不應該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而應該互為主體性。更進一步說，班規不是一個單向的靜態概念，而是一個雙向的互動過程。這里面，既應該有教師對學生的管理和引導，也應該有學生對老師的監督和制約。

從具體內容上看，不論是遲到罰掃地，還是拖堂罰唱歌，抑或是無故打罵學生要道歉，都只是教師基本的角色規范，談不上嚴格和苛刻，甚至還有些輕松娛樂的味道。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班規罰教師”具有很強的符號意義，蘊含著通過社會管理創新來改善教學關系、增強師生互動的制度深意。

隨著公眾權利意識的覺醒，對基礎教育這一公共服務，人們有了更高的心理期望和利益訴求。一方面，公共服務更加注重受眾的感受，更加注重公共管理的社會效益，服務標準逐漸實現了從“有沒有”到“好不好”的轉變；另一方面，老百姓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積極獻計獻策，社會參與實現了“被動接受”到“主動融入”的轉變。給教師戴上“緊箍咒”的班規，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