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將這三種現象擺在一塊，并非刻意要貶彼揚此。在我看來，這些善舉中的低調和高調，不一定跟道德水平高低有關，倒是跟行善者的個性和處事風格有關。恰如歌曲中的高音與低音，只要唱的是愛心主旋律，唱腔沒有真正“跑調”，就都有理由存在。不能因為400好心人不留名而貶低陳光標、孫老伯的高調善舉，更不能因為高調慈善占了風頭，而認為“做好事不留名”已經過時。

誠然，在當今時代，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較以前確有較大滑坡，人們更多地追求功利,強調個人權利和生活方式的自由。這一下出現近400名好心人不愿留名，是一塊道德高地，但無需刻意拔高、過度解讀。竊以為，它與高調行善一樣，都是亮麗的風景。只是說明，低調行事的風格、不喜拋頭露面的個性，仍是大多數國人的特點。這是一種含蓄、不外露的國民性格，它跟美德結合在一起，尤其顯得美麗動人。

行文至此，筆者看到剛剛出臺的《山東省見義勇為獎勵和保護條例》規定，見義勇為受益人應當對見義勇為人員及其家庭成員表達謝意、予以慰藉。又想起年初出臺的《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中提出，失主領回失物時，可以自愿按遺失物品價值10%的金額獎勵拾遺者。筆者覺得，類似的法規規定，正好針對了國人“做好事不留名”的含蓄性格特點。對于“有心為善”，聊齋中的神靈是“雖善不賞”，但人間的法規規定有賞，則更能調動人們行善的積極性。如實施推廣開來，對抑惡揚善何嘗不是順水推舟！（袁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