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一位女子患產后抑郁癥,9月5日夜11點跳珠江欲自盡；數十人圍觀,最終卻是29歲的流浪漢廖國豐跳下河堤,將女子救起。事發后,女子家屬送給流浪漢50元表達謝意,這50塊錢卻引發了公眾熱議。(9月9日《南方都市報》)

本來這是一起值得敬佩與贊揚的見義勇為事件,但是卻因為事后女子的家屬給了流浪漢50元錢,而引起了公眾廣泛的熱議。大家不是覺得這50塊錢家屬不該給,而是認為家屬給得太少了。其實我們也能夠理解這些為“流浪哥”打抱不平者的心情,他們的出發點說到底還是受“好人有好報”的傳統道德觀念的影響,但是當這個“好報”只值50塊錢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有些無法接受,認為當事人的家屬太小氣,太吝嗇了。

不過,即便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如果認為當事人家屬給錢太少,實際上還是在拿金錢多少衡量見義勇為背后的善舉與道德。如果沒有“流浪哥”的出手相救,當事女子很可能會殞命河中,而一條生命是多少錢可以買到的?如果嫌家屬給50塊錢太少,那么給多少才合適,1萬,還是10萬?可即便是10萬塊,就能買回一條生命嗎?以金錢衡量生命,本來就是一個無解的偽命題,所以大家覺得當事女子家屬給“流浪哥”50元是多還是少,也是一個偽命題。

以金錢衡量道德,給見義勇為打上價格標簽,這本身就是對見義勇為精神的一種褻瀆。見義勇為者在事后“流血又流淚”的現象,在我們的身邊確實發生過,如果見義勇為的當事人確實為了救人而付出了身體健康、財產損失,甚至是生命的代價,那么按照有關法律規定,他或者是家屬是可以通過法律渠道向見義勇為行為的受益人主張權利,要求經濟補償的。但這顯然是屬于法律層面的問題了,不能簡單混同于道德上的規范和要求。

我們更需要反思的,則是政府和社會層面如何對見義勇為者進行積極有效的救濟和幫助,而不應該把眼睛只盯著受益人給了見義勇為者多少回報。因為只有政府和社會對見義勇為者的救濟與幫扶,才是可持續的,穩定可靠的。如何在各地設立的“見義勇為基金”的基礎之上,豐富救助渠道和救助方式,拓寬救助范圍和救助群體,是比爭論50塊錢多少更有意義的事情。

面對周圍人的打抱不平,“流浪哥”自己卻淡定地表示,“我去救人,也沒想著要回報。”這句樸素話語的背后,才更加符合見義勇為精神的本質。和50塊錢引發的爭論相比,與“流浪哥”見義勇為“伴生”的兩件事,無疑更加值得我們思考:一,在女子輕生的現場有數十位圍觀者,為什么只有“流浪哥”一人下水救人?二,我們今后是否能夠因為“流浪哥”的義舉對街頭上的流浪乞討人員少點歧視,多點關愛?（苑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