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道德血液的形成，從來都不是靠道德自律形成的。企業家、商人、教師等職業道德的形成，靠的從來都是規范的制度，這種制度，既包括職業道德規范，也包括法律制度的規范。如在一些國家，醫生一旦輸液量過高，立即會有人約談，要求醫生給出合理解釋；此外，醫療保險機構也會介入調查，一旦醫生不能做出符合醫療原則的解釋，該醫生很可能面臨吊銷醫療執照的窘境。正是這樣嚴格的制度監管，才讓醫生們有了“道德血液”，在行醫時更多考慮的是安全原則而不是經濟原則。

沒有道德血液的醫療環境，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受害者。因而，從職業道德上來說，對于包括輸液在內的各種醫療問題，都應該進行醫學的評估，剔除其中“過度與不合理”的成分，只留下“必須與合理”的成分。而從現實操作來說，要擺脫“吊瓶森林”，一方面要改變醫院本身的創收機制，另一方面還要改變公眾的看病習慣。唯有如此，公眾的生命與健康，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龍敏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