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救助的法治化，將促成社會救助行為從行政主導到權利主導的轉型，使公民能夠通過規范的法律保障得到救助，政府的救助行為也會得到系統規范

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要以法治方式推進社會救助制度建設，抓緊把已有的成功做法上升為法規制度，既防“冷漠病”又不“養懶漢”。毫無疑問，在中國社會救助制度建設進程中，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項重大決策。

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三個基本支柱。自1999年國務院頒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以來，我國先后建立起了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鄉醫療救助制度、孤兒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高齡津貼制度、災害救助制度、五保供養制度、流浪乞討人員社會救助制度等，僅城鄉低保和五保制度覆蓋的貧困人口就超過了8000萬人。如果再看中央和地方社會救助與自然災害救濟費的財政預算增幅，據2013中國民政統計年鑒，已經從十多年前的幾十億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2029.5億元，增幅驚人。與此同時，十多年來，慈善事業的社會捐贈也從每年幾十億元增加到了每年上千億元左右。不可否認，社會救助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我們社會保持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

但也必須看到，我國的社會救助制度建設最大的缺陷，是沒有一部社會救助法，也沒有一部慈善法。不久前，安徽某地以“對其他人不公平”為由，叫停網友對3戶困難病人的募捐行為，讓人大呼荒唐。這雖是一個特殊事件，但也和社會救助的立法缺位有一定關系。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明，社會救助法和慈善法，一個規范政府行為，一個動員并規范社會力量參加救助，具有重要的制度性保障功能。尤其在我國頒布社會保險法以后，社會救助立法缺失帶來的問題日益突出，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險之間的銜接缺乏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