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集體主義文化的一個藝術符號，廣場舞在形式上整齊劃一，在社會心理上體現(xiàn)出鮮明的“群體思維”特征。在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看來，群體的思維容易受到強烈感情和極端感性的活動的支配，因此容易非理性化和缺乏判斷力。“群體思維”為“群體極化”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基礎。后者是指在組織群體中，個人決策因為受到群體的影響，容易做出比獨自一人決策更極端的決定。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在《網(wǎng)絡共和國——網(wǎng)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一書中指出：“群體極化的定義極其簡單：團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xù)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

在群體中之所以更容易產(chǎn)生“群體極化”效應，原因在于：一是責任分散，人們可以減少因承擔決策責任帶來的恐懼感；二是行為一致，以獲取群體對他的認可及團體歸屬感。這就是為什么廣場舞群體在明知噪音擾民和有關法律的情況下，“舞照跳，音樂照鬧”，甚至加大音量、與投訴者和干預者進行群體對峙；而反對廣場舞的一方，則往往在投訴無門的情況下，采取類似拋物、潑糞等極端手段。

其實，處理噪音污染問題并非“無法可依”。1997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huán)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和2006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對“制造噪聲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情形都有警告、罰款的具體規(guī)定。廣場舞的支持者、反對者和管理者“有法不依”的背后，折射出“法不責眾”的社會心理和“群體極化”的文化表征。

1997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覺”概念，即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里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chuàng)建。他將“文化自覺”的要義歸結(jié)為四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他認為，中國文化的特質(zhì)之一，就是“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設身處地，推己及人”。有了這樣的“文化自覺”，廣場舞才能“舞”出和諧，真正成為城市廣場的動人風景。（王君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