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第一批單位已漸次步入“整改進行時”，查擺問題，建章立制，精神風貌一振，工作狀態一新。不少地方針對領導干部和領導部門存在的享受特權、奢侈浪費等不正之風，開展正風肅紀專項行動，如取消特權車牌，處置違規公務車，清理超標辦公用房，壓減各類簡報，減少公務接待費用等。有的地方在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后，加緊整改，出臺了若干條“鐵規”，作出了一些新規定，如黨委常委原則上一人一臺工作用車，強化公務用車規范化管理，等等。

諸如此類的整改舉措，紛紛被當作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的新聞，廣泛報道。群眾關切得到回應，群眾意見有了反饋，學習實踐已然見效，無疑令人欣慰。不過，欣慰之余也未免犯嘀咕：不少規定早已有之，何以直至今天才被“重啟”，才變得剛性起來？比如，有關公務車的配備使用、規范管理，并不是在這次教育實踐活動中才提出來的要求，過去多少年來，中央三令五申，反復強調，下達過一道又一道“禁令”，難道那些地方此前從來沒有貫徹實行過嗎？誠然，知錯即改，改總比不改強，但沾沾自喜、如獲至寶地把這樣的舉措當作教育實踐活動出現的“新氣象”、“新成果”，是不是過于牽強，有點文過飾非、自欺欺人的意味？是不是以“整改成果”“制定新規”掩蓋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在檢查、反思環節中是不是應該更加重視對 “令不行禁不止”現象的審視與檢討？

以公務車的配備使用、規范管理問題為例。遠的不必再提，僅看近兩年的情況。2011年4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開展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的實施意見》，各地開展了專項治理，分級對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進行全面登記自查和審查核實，清理出超編、超標等違規公務用車19.96萬輛。同時制定了《黨政機關違規公務用車處理辦法》，明確政策要求。有些地區和部門還對違規使用軍警號牌等問題進行了清理糾正。因此，我們有理由問一聲，如今把治理、規范當作教育實踐活動成效的地方和部門，前兩年是如何貫徹中央文件的？既然中央早有明令，為什么沒有執行？當時是陽奉陰違、口是心非，根本就沒有行動，還是裝模作樣做了一點表面文章，以致一直沒有治本，群眾始終不滿意不高興，所以在此次教育實踐活動中再次提出意見？但無論是哪種情況，眼下比出臺幾條整改新規更重要、更緊迫的，就是分析總結為什么會有令不行、禁而不止的深層原因和教訓。這比起清理幾輛公車意義深遠得多！

推及其他，這又豈僅限于清理整治公車？多年來，政令不暢，執行政策遭遇“腸梗阻”，“好經被壞和尚念歪”之類現象的普遍存在，無疑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實，群眾的嘖有煩言，產生不滿情緒，引發矛盾沖突，每每緣起于此。可見，若“令行禁止”的觀念不能牢固確立，思想作風不能嚴肅端正，長效機制便難以建立，更難以鞏固，而所謂“整改行動”不啻沙灘上造樓，必定會功敗垂成。

今年早些時候，中央政治局在部署群眾路線教育活動時提出：特別要把制度約束作為剛性約束，令行禁止、不搞例外，堅決整治對中央規定變著法子進行規避的各種行為，絕不允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絕不允許打擦邊球。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在調研指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提出了“抓住整改落實和建章立制兩個關鍵”的要求，指出要“著力解決突出問題，堅持標本兼治，既認真解決‘四風’方面的問題，又注重通過強化理想信念、規范工作程序、完善體制機制抑制不正之風；著力保證活動健康發展，切實做到不虛、不空、不偏”。這才是教育實踐活動取得實效至關重要的課題，才是實現“干部受教育、群眾得實惠”目標的基本保障。可見，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整改階段，須力戒心浮氣躁、好大喜功的心態，查擺問題應尋根溯源，準確到位。可否以此檢驗“整改進行時”的縱深度？而新聞媒體也須透過現象看本質，莫要被表象迷糊雙眼，切忌以名實不符的“正面報道”為新的形式主義搖旗吶喊、推波助瀾。 (呂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