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層面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已上報國務院，近期將發布。根據規劃，以政務、商務、社會、司法等四大領域為主體的信用體系建設方案實現了社會信用的全面覆蓋；2017年，將建成集合金融、工商登記、稅收繳納、社保繳費、交通違章等信用信息的統一平臺，實現資源共享。（5月5日《經濟參考報》）

崇尚信用一直是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在《論語》中“信”字出現了38次，高于善、義、勇等描述道德規范的多數詞匯。從“曾子殺豬示信”到“季布一諾千金”，從山西夏縣替倒閉企業償還貸款的“還債局長”胡丙申，到河南農民惦念“三碗黃豆”的恩情而千里還債，無不彰顯著我們民族的誠信情結。

然而，在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的轉型中，誠信在一些人的字典里被抹去，誠信缺失的問題也十分突出。生產消費領域的制假售假、惡意欺詐，學術研究領域的弄虛作假、剽竊抄襲，社會生活領域的欠債不還、肇事逃逸等等，這些失信現象的頻繁發生，導致人與人之間、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任危機日益嚴重。很顯然，面對失信事件高發、失信主體多元、失信手段多樣的挑戰，僅有道德層面的批判遠遠不夠，從這個角度上說，從國家層面進行社會信用的頂層設計，確實是順應民意之舉。

在這份規劃中，無論是明確界定社會信用體系“以政務、商務、社會、司法等四大領域為主體”，還是實現“金融、工商登記、稅收繳納、交通違章等信用信息資源共享”，抑或是“信用查詢、公示和獎懲機制的聯動”，無疑讓信用體系的廣度和深度得到有效拓展，與國際慣例接軌。

但這背后，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命題，在誠信焦慮被放大的語境下，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給公眾的第一信號是：不守信就要面臨“寸步難行”的困境，至于守信可以獲得什么褒獎則有些不明就里。毋庸諱言，信用記錄就應該客觀記錄個人的信用情況，但這種客觀的理性也有缺乏人性溫度的一面，凸顯“壞的”而不反映“好的”，在道德考量之下，部分公眾并不真正情愿“被記錄”。

盡管失信現象頻發，但我們身邊也不乏誠信樣本，比如江西農婦曾六蓮、黑龍江農民鐘滿軍、浙江誠實守信模范蔣引娣等等，他們一諾千金，數年、數十年地信奉“誠信比財富更重要”，既澆灌著社會誠信之花，也讓人心底暖意流動。他們的良行盡管在輿論中廣為傳頌，但關照現有的信用體系設計，這些行為卻很難有所反映。對于那些誠實守信的榜樣而言，他們或許并不在意這些守信行為是否被載入自己的信用記錄，但倘若能做到這一點卻有百利而無一害，既能提升守信者的榮譽感、形成示范效應，也能增加信用體系的內容深度和可接受度。在操作層面而言，雖然要費些功夫，但并非沒有實現的途徑。

美國哲學家梭羅曾說，“我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在“言必談制度建設”的今天，個體的人性價值和光輝依然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視，讓信用體系不單只有失信的“陰暗面”和按時償還貸款、按時納稅的“客觀面”，也擁有個體追求誠信的“閃光面”，這樣飽含人性溫情的制度設計，既契合傳統文化語境，也有助于現代公共秩序和社會文明的構建。（任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