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哈爾濱市檔案局（館）決定建立哈市“高考狀元”檔案，并將此項工作納入年度重點工作目標。檔案監督指導工作人員走訪了市教育局、哈三中等單位，在廣泛調研和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確定了“高考狀元”檔案的歸檔范圍和建檔要求。包括新聞媒體報道材料和重點高中考生報考材料在內的2009年至2013年市“高考狀元”檔案正式被接收進館，填補了館藏檔案的空白。（6月16日《生活報》）

教育部發言人多次表示：“各地教育部門不要對高考考生成績進行排名，不要公布高考狀元，也真誠地希望大家不要炒作高考狀元。”至少從2004年開始，教育部就明確提出叫停“炒狀元”，高校也不得對新生成績進行排名。按理，除了教育部門的相關人員，其他人包括學校和“高考狀元”本人在內，都不應該知道誰是“高考狀元”。

可是，教育部的這一要求早已被各地相關部門置若罔聞，高考成績公布當天，各地各科目“高考狀元”的名單就會在媒體和網站上公布，一些消息靈通的媒體，不僅掌握了“高考狀元”的個人情況，連采訪都提前完成了。所以才有了包括新聞媒體報道材料在內的完整一套“高考狀元”檔案。否則，即使哈爾濱市檔案局（館）想建立“高考狀元”檔案，恐怕連誰是高考狀元都不一定清楚，更別說去收集各種相關材料了。

且不說將“高考狀元”檔案接收進館，與民生領域究竟有何關系，能讓老百姓得到什么好處，2009年至2013年的哈市“高考狀元”，不是仍在高校學習，就是剛參加工作，就算個人能力再出眾，對社會恐怕也談不上什么貢獻。何況從歷史看，“高考狀元”真正出人頭地的人也不多，多數都泯然于眾人。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首席專家、中南大學蔡言厚教授就指出，調查發現，大部分“高考狀元”職業發展的實際情況與社會期望相差甚遠，他們當中大多數沒能成為各行業的“頂尖人才”，狀元職業發展較少“出類拔萃”，在目前我國主流行業的“職場狀元群體”中難覓“高考狀元”的“身影”。

既然“高考狀元”除了在一次考試中獲得頭名（且這一排名還有相當大的運氣成分在內，畢竟第二、三名與其差距可能只是一道選擇題，作文題換個老師閱卷，結果也可能截然不同）外，無論是日后發展還是現實貢獻，都遠比不上本地先賢和英模人物，為什么能獲得和他們同等的待遇，單獨建檔進館？如此做法，對鼓勵在校學生發奮學習，事實上并無多大意義，倒是會進一步推動應試教育，讓學校更為瘋狂地投入到制造“高考狀元”的競爭中去，也讓學生的課業負擔更重，同時背負更大的心理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