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國學版2007年10月11日《嚴復與〈天演論〉》一文認為,嚴復“從1896年起到1908年間,先后翻譯了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嚴譯《天演論》)……1894年,自稱是‘達爾文的斗犬’的赫胥黎發表了《進化論與倫理學》……”其中,《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出版時間有誤,不是1894年,應是1891年;而《天演論》的始譯時間與出版時間有待商榷。

《天演論》的始譯時間不易確定,但出版時間至少可以確定,一般按首次出版時間認定。國內目前有幾種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認為“嚴復于1879年回到中國,僅一年過后,使他聞名于世的譯著,即基于托馬斯·赫胥黎(T.H.Huxley)的《進化與道德》翻譯而成的《天演論》出版了。”(《中國翻譯》2006年第1期第6頁)又如王宏志在專著《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中明確寫道:“嚴復的翻譯活動開始于1892年,最早譯出來的是宓克(A.Michie)的《支那教案論》(MissionariesinChina),……1897年,嚴復翻譯及出版了赫胥黎(T.H.Hux-ley)的《進化論與倫理》中《序論》及《本論》兩篇,名為《天演論》。”再如劉夢溪認為“嚴復的譯事開始于1898年,他以精熟的海軍戰術和炮臺學的留英學生的身份,而去譯介西方的人文學術思想著作,這本身就值得注意”。(《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8頁)其實,嚴復最早的翻譯活動始于他留學倫敦的1878年11月,時年24歲,譯蒲日耳著《游歷日記》,又譯《泰晤士報》報道文章《中國初次遣派駐英欽差大臣將啟程離英》,送呈駐倫敦中國公使郭嵩燾。1879年回國,并沒有馬上投入翻譯事業,但不至于晚到1898年。而《天演論》譯出的時間也不是1780年和1897年。

《天演論》到底譯自何年?這與甲午戰爭的進展密切相關。

1894年7月25日,日本對駐朝中國軍隊發起進攻,這年干支為甲午,史稱“甲午戰爭”,直至1895年4月17日,《中日馬關條約》簽字,甲午戰爭結束。1894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為第一階段,主要是朝鮮境內的陸戰,9月下旬同時爆發了黃海海戰。戰爭結果如何,似乎也難以預測,這時嚴復動筆譯《天演論》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階段,1894年10月26日,日軍突破清軍鴨綠江防線,清軍全線崩潰。同一天,在軍艦掩護下日軍在旅順花園口登陸,11月22日,日軍攻陷旅順口。清軍節節敗退,不可收拾,陸海兩條戰線均顯敗績,嚴復應該受到當頭棒喝,此間可能萌發翻譯的念頭。

第三階段,1894年12月-1895年3月,清軍在山東半島和遼東兩個戰場全面潰敗。1895年2月17日,威海衛海軍基地陷落,北洋艦隊覆滅。此間,尤其是1894年12月-1895年1月,嚴復最有可能翻譯《天演論》。甲午戰爭還未結束,嚴譯《天演論》1895年3月就問世了,可見嚴復受國運刺激之深,譯書反應之快。北洋艦隊的覆滅,應該是嚴復最大的痛。北洋水師學堂為海軍培養人才,北洋艦隊大小將領有的是嚴復的同學,更多的是他的學生。更為重要的是,同樣是向西方學習軍事,創建海軍,中國敗給了日本,這不得不促其反思。痛定思痛,得尋找戰敗國衰的根源,要從思想上尋求出路。

上述是從國運時勢與翻譯的關系的推算,下面試從出版方面推算。現今發現《天演論》最早的譯本是1895年3月陜西味經售書處刊印的《天演論》,無自序和吳汝綸序,無譯例言,且文字與后來譯本有較大出入。這表明:第一,一部五萬字左右的小冊子嚴復獨譯,毛筆書寫甚至是謄抄,大約需要兩個月。譯稿從天津傳至陜西,加上刻版、校對、印刷、裝幀等,大約需要一個月。從譯到印,前后至少得三個月。從1895年3月往回推算,起譯時間也應在1894年底至1895年初;第二,該印本無自序和吳序,表明是初稿,或是他急于讓人印出以傳播,或是有人一睹為快,欲印之以傳播,來不及做這些次要的工作;第三,文字粗糙,與后來的版本有出入,正說明初譯不完善,也來不及完善,卻反證是應急之譯,情急之譯。

甲午戰敗是嚴復翻譯《天演論》的外因,嚴譯《天演論》起筆于1894年冬或1895年早春,初稿落筆于1895年春,1895年3月由陜西味經售書處初印,1898年6月由湖北沔陽盧氏慎始基齋私自木刻印行問世,為第一個通行本;1898年12月由天津侯官嗜奇精舍石印發行,是刻印質量最好的版本之一。1905年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由于1895年的版本后來才被發現,現在也不易找到,認定《天演論》正式出版于1898年,則是學界的共識。(